新中国邮资信封研究－我的文章目录 - 【集邮文献与文摘】--与中华集邮文献网合办 - 邮资封片简论坛

《中国邮票史》是专家们编写的，我不是专家，当然不能随便进去。不过，也有邮友说我是新中国邮资信封的专家，我知道这是开玩笑的话。我对邮友说，如果我能算专家的话，这个专家是人人（除了弱智）都可以当的。在已有二十多年的集邮基础上，再选定一个较小的集邮研究领域，花上15年的时间，心无二用，全力以赴，您一定就是某个领域的专家了。

我还写过一篇评论第7卷的文章，登在《集邮报》上，编辑作了删改，我认为这些删改大部分是不合适的，下面贴出原稿。

关于新中国邮资信封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与《中国邮票史》第7卷的作者商榷

杨波

近日读了《中国邮票史》第7卷，该书提供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第一手邮政档案资料，使新中国邮资票品的研究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在曾经读过的关于新中国邮品的研究著作中，我认为这是一本最好的书。

我重点阅读了书中关于邮资信封的内容，觉得有一些问题需要与第7卷的作者商榷，分述如下，若有不当之处，请指正。

先谈有关普通邮资信封的问题。

1、第358页：11－1965普通邮资信封“5月7日发行”，并注明资料来源是邮政总局（65）票字第102号发行通知。

我在自己的文章中曾全文披露过102号通知的原文^【1】，并进行过详细的讨论^【2】。其实，1965年5月7日是102号通知的发文日期，与通常的发行日期有本质的区别。如果将发文日期当作发行日期，必须附加必要的说明，否则会引起其他的矛盾而不能自圆其说，在本书中就有反映。

（1）第505页：1－1956普通邮资信封的发行日期是1956年7月。

上述说法未见资料来源及相关的分析。既然已经知道了相关通知的发文日期是1956年7月10日（参见第357页），此处为什么又不将发文日期当作发行日期呢？我曾经提出过可将1－1956普通邮资信封的发行日期定为1956年7月，并提出了发行日期确定的理由^【3－5】。

5－1958、6－1958普通邮资信封的发行日期也有类似的问题。

（2）有许多邮资信封就没有发行通知，它们的发行日期应该如何确定？

2、第358页注释中说，“编号7－1959和8－1959两种普通邮资信封的印制和发行档案未查到。”但却在第505页中说，7－1959普通邮资信封的发行日期是1959年5月16日。

发行日期确定的根据是什么？未见资料来源。我曾经提出过1959年5月16日是发行日期，我的资料来源是当时《集邮》上的有关报道^【6】。

3、1956－1965年，共发行普通邮资信封11种，编号分别为1－11。在第505页中，第7卷的作者将1957年发行的2种邮资信封合为一组（或一套），依据是什么？其实两种邮资信封有明显的差异，应分开处理。

再谈有关美术邮资信封的问题。

1、书中将美术邮资信封与普通美术邮资信封（第506页）、普通邮资美术信封（第358页）混用，其中，只有美术邮资信封的称谓是正确的，因为当时美术邮资信封与普通邮资信封是两个相互独立的不同品种，相关的讨论可参阅拙文^【7、8】。

2、第359页：“信封背面右下角，按图分别印1－1956、……”。

其中的“右下角”应为“左下角”。究竟是档案的原文如此，还是第7卷作者的笔误或其它原因？

3、在发行的五组美术邮资信封中，有关目录记载，第一、二组由上海邮政供应处承印，第三、四、五组由北京邮票厂承印。我们的研究表明：（1）所有的美术邮资信封均是在上海印制的；（2）上海邮电供应处不是一个印刷单位，所以，承印者不会是上海邮电供应处；（3）作为一种推测，承印者可能是上海市印刷一厂^【9】。现在我们知道，前两条结论性的意见是正确的，后面的推测则是错误的。

第7卷的作者根据原始的邮政档案资料查明，美术邮资信封是由上海市国营五四二厂印制的（第506页），这个结果还不完善。例如，普9邮票是由“五四一”厂印制的，但是，所有邮票目录记录的都是当时“五四一”厂的对外营业名称——北京人民印刷厂营业分厂。因此，我们还需要知道当时“五四二”厂的对外营业名称是什么。

我首先上网搜索，发现有一个“上海五四二厂”，是一个国营大中型中央金融企业，但没有找到更详细的材料。于是，我打了两个电话，一个是上海114查号台；另一个是五四二厂总机转厂长办公室，一位男同志热情地回答了我的问题，他说，现在五四二厂的对外名称是“上海印钞厂”，至于上世纪50年代的对外名称则有许多变化，你要告诉我是哪一年。我说，是1957年。他查了一下资料后告诉我，叫“上海人民印制厂”。我继续追问，是“上海人民印制厂”还是“上海人民印刷厂”？他请我再等一下，过了一会他告诉我，是“上海人民印制厂”，厂志上就是这样写的。

4、第361页：“编20－29的9种，1959年3月22日订印，……”

编号20－29应该有10种，怎么只有9种呢？虽然发行的只有9种（因为28图被取消发行），但订印的应有10种才对。这个矛盾的说法未见书中解释。我来提供一个解释，供参考。28图上的1800万吨是原订的1959年钢产量指标数，这个指标数是1959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讨论通过的^{【10、11】}。在3月22日订印美术邮资信封时，28号封的图案肯定没有设计完成，这也许就是当时只订印9种的原因。

5、第361页：28号封“1959年8月29日因图中钢产量数字与实际产量数不符而停印。”并注明资料来源为邮票发行局的公函。

“图中钢产量数字与实际产量数不符”的表述是不确切的，我相信这不是公函的原话。而真实的停印原因是，1959年8月26日下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原订的钢产量指标1800万吨被调整为1200万吨。因此，封图上的1800万吨失去意义，28图因此被取消发行^【11】。

6、第360页：“从编号19－1959的美术邮资信封开始，售价降为0.10元。”

不确。应为从16－1959的美术邮资信封开始。

7、第362页：为“美术邮资信封一览表”。

（1）表中除了美术邮资信封的图案名称之外，其余内容均出自邮政档案资料，所以，应该注明图案名称的出处。表中有的图案名称是不正确的，例如，9图“喜鹊登梅”应为“鹊”^【12】；16图“赶集”应为“回娘家”^【13】。另外，有集邮者通过查找资料后确认，10图“沸腾的工地”、17图“绣花吹笛”的名称也是不正确的，考虑到学术道德问题，我当然不能将正确的结果抢先公布出来。

（2）除了“国庆”美术邮资信封之外，其它美术邮资信封的发行日期都是需要讨论的，我的看法是表中的发行日期还不能成为定论。

（3）关于印数问题。

4图武松打虎的订印数是100万枚（第358页），但结算数字只有52.8万枚，书中没有对此加以必要的解释。

我认为， “国庆”美术邮资信封的印数（每种约50万枚）需要进一步核实，这是基于以下考虑。

第一，无论是结算数字，还是订印数，按常理都应该是确定的数字，不会是大约的数字，既然是约数，其中就会有“估计”、“推测”的成分。

第二，每种印数仅为约50万枚，与我们邮政用品爱好者在长期的收集实践中所得到的印象不符（其它的印数是比较符合的），明显的感觉是偏少，我的感觉是每种应为70－80万枚。

第三， 28图是1959年8月29日停印的（第361页），这与我原来的分析“决定取消发行的时间应是1959年8月26日之后”^【11】是完全吻合的。但是，若按订印数50万枚计，这时的印刷任务应该已经完成了（拨给北京市邮局的28号封就已达51万余枚），不存在因取消发行而停印的问题，这似乎说明订印数不止50万枚，才有印到中途而停印的问题。另外，在印制过程中，28图不会单封独进，所以，其余各图的印刷也应在8月底完成或接近完成。但是，从目前我们所掌握的当时上海邮电供应处发货的发票单照上看，在9月下旬，印制厂还在赶印这批邮资信封，而且是分批发货，印完一批，赶紧发一批^【14】。后期是以“急件”的方式向外地发货的，这种现象似乎也说明，印数每种不止50万枚。

综合上述三点，我认为约50万枚的数字需要核实。是否存在保留的印制资料不齐全的问题？

8、第506页：在备注栏中，美术邮资信封的原编号有错误，例如，11－1957应为11－1958；16－1957应为16－1959；20－1957应为20－1959等等。经查找资料发现，产生错误的原因是第7卷的作者照抄了狄超英编《新中国邮资封片简目录》（1950－1999）第16－19页中的有关内容，上面的编号搞错了。

参考文献

（1）杨波:《11－1965普通邮资信封的发行通知》,《湖北邮电报》2002年第17期。

（2）杨波:《谈新中国邮资信封的发行日期》,《集邮报》2003年第14期。

（3）杨波:《再谈新中国邮资信封的发行等问题》,《集邮博览》1998年第6期。

（4）杨波:《新中国第一枚邮资信封的发行资料》,《集邮报》1998年第17期。

（5）杨波:《新中国第一枚邮资信封发行日期研究的新进展》,《中国邮史》2001第1期。

（6）杨波:《邮资信封（7／8－1959的发行日期》,《集邮报》1998年第11期。

（7）杨波:《普通邮资信封与美术邮资信封的关系》,《天津集邮》1995年第3期。

（8）杨波：《对我在“天津集邮”刊出一些文章的补正》,《天津集邮》2001年第4期。

（9）杨波、龚振鑫:《普9美术邮资信封研究的新进展》,《集邮报》2002年第17期。

（10）杨波:《28－1959美术邮资信封图案的探讨》,《天津集邮》1993年第4期。

（11）杨波:《28号封纵横谈》,《集邮博览》199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