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上山下乡运动与知青邮票

为纪念厦门知青上山下乡35周年，我们一拨老青年举办了“2004厦门知青文化活动年”，以展览、著书、征文、旅游和汇演等多种文化活动，来纪念那刻骨铭心的往事。该系列活动在最后掀起了十分引人注目的高潮，举行了“知青·一代人”大型文艺晚会和大型图文集《我们的亲情》的首发式，并邀请早年名闻全国的三位知青英模侯隽、邢燕子和董加耕一起到厦门现场出席。

　　这三位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由毛泽东和周恩来等第一代领导集体培育出来的知青模范都年过六旬，他们很是激动，说是他们三人还是头一回同时出席知青活动的聚会呢！在我上个世纪60年代初年的记忆里，是在《中国少年报》上第一次知晓邢燕子等人的故事的，是在老旧的《中国青年》的彩色封面上认识他们的面容的，是在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那一部又一部彩色和黑白的《新闻简报》、纪录影片里和他们见面的。而时隔40年要和真人见面，感觉很不一般。

　　见面活动时的场面十分感人，他们三人即席发言被掌声赢得了热情和百感交集的掌声。年过半百的厦门知青排起了长队，当起了“追星一族”，热情有加地请三位老知青劳动模范签名留念。大伙拿的都是当天首发的《我们的亲情》一书，而我则不然。我一是将自己的知青生活文集《情结武平》请他们三位留名纪念；二是把寄给我入场卷的“《知青·一代人》大型文艺晚会”专用公函实寄封也一并带上请签；三是带上三枚2005的贺年有奖明信片“福建惠安女”，以便让收藏签名邮品的邮友也一并分享这样难得的机遇。我发现我那被签名的实寄封是现场的唯一，因此也可能是中国的唯一。

　　我这样做，首先自然是邮迷因素在作祟，但也不全是。我认为虽然都是早年的中国上山下乡知青，但曾经当选任过天津市委副书记的邢燕子是上一拨知青，并不是属于我们这一拨知青。请他们在反映我们这一代知青人间生活酸甜苦辣的《我们的亲情》上签字，并不是特别地贴当。回眸新中国往事，知青上山下乡风起云涌，从1953年到1979年，此起彼伏，先后有好几千万人卷入。他们大致可以分成三拨，而三拨人各有被表现的邮票。我们的邮票以阳光的画面保留了三拨不同知青的时代身影，如此周全的“政治档案”可谓罕见，真的非常值得研究！

　　第一拨是1953年到1966年文革前夕，响应的是政治口号是“缩小三大差别”和“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且基本是主动或半主动下去的，是局部和相对小批量的。是当时的青年学生在继续读书、进入各行业就业以及参军等等出路之外的又一种选择。他们在下乡的地方或多或少起到了口号呼唤的内容。表现他们那一拨知青的邮票是1964年9月26日发行的《特66·知识青年在农村》，四枚一套，有收获，有种植，有学习，也有科研，画面温馨协调，至少也“小有作为”，邢燕子、侯隽、董加耕就是他们最著名的代表。

　　第二拨是1968—1971年文革中期的下乡知青，响应的政治口号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卷入的是“老三届”，既1966—1968的高初中毕业生，也是文革中所谓的“革命闯将”——红卫兵，约1600万人。他们上山下乡有主动，也有半主动，但更多的是被动或强制性的人口迁移。1969年9月仅仅20万人口的厦门市在短短的一个月里，就“动员”了近三万人离乡背井，到闽西落后边远山区插队落户，被民间称为“黑色九月”。形成的原因主要是文革初期的倒行逆施，全国的工业、教育等领域遭到重创，高等教育更是遭到了毁灭性的摧残。连续三年的高初中生积压在校无处可去，而几千万小学毕业生无校可进。于是就有了这次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青年人口迁移。我就是属于这一拨知青。反映我们这一拨知青的邮票有1969年10月1日发行的《文17·知识青年在农村》和1970年1月21日发行的《文19·革命青年的榜样》，尽管前者的票名与1964年的“特66”完全相同，但内容上知青已经从送文化与知识到农村去的“老师”，变成了“接受再教育”的“学生”了。这次波及全国几乎所有城镇的上山下乡运动，几乎葬送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年华，是“文革”灾难性后果的重要构成。

　　第三拨是1972—1979年的中学毕业生。由于第二拨知青在农村苦难的命运及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和社会问题引起了中央和毛泽东本人的关注。毛泽东亲自在反映知青问题的“李庆霖来信”上批示，于是当局对严酷的上山下乡运动进行了政策性的“改良”：处理了一批残害知青特别是女知青的“坏蛋”；让部分知青“病退”回城，让部分知青进入厂矿和大中专院校读书。而这一拨新知青下乡“动员”的方式有所和缓，强制性的力度有所减弱，大部分下乡地点由边远山区改为城市郊区；以集体场队取代星散的插队；注意给知青一些“大有作为”的“用武”之地。我们厦门就是以同安和灌口、东浮等取代了以往的闽西山区作为下乡的地点……直接反映这一拨知青的邮票是1976年12月22日发行的《在广阔的天地里》，而间接或部分反映这一时期知青生活的邮票还有1973年8月25日发行的编号票《82—85·赤脚医生》、1975年3月8日发行的《T9·乡村女教师》和1976年9月6日发行的《工农兵上大学》。之所以有这么多邮票直接或间接反映知青生活，主要是当时把1968年以来的知青上山下乡当成是“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其主流自然是要大加肯定的。由此也不难看出形成“运动”的第二拨和第三拨知青与第一拨知青有着相当大的不同。我以为主动奔赴与强制性的户籍迁移是文革前和文革中上山下乡运动的根本分水岭。

　　在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自干预下，1979年的百万知青大返城给上山下乡运动划上了句号。但归根结底，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实际上形成了人口的“逆城市化”，与社会文明发展的“人口城市化”背道而驰，所以它随着时代的进步是注定是要终结的。至于在人口城市化之后出现的“逆城市化”和上山下乡则完全是另一码事。上山下乡运动成为了渐渐远去的历史，而邮票以它特殊的方式永远记录了这段历史。尽管邮票上的知青总是年轻，但生活中的知青已经不再年轻，且大多伤痕累累，不少老知青在当代社会中正是由于缺乏知识和体力，成为首当其冲的“下岗人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所谓“四零五零”人员的再就业问题，很大一部分指的就是第二和第三拨知青。但老知青因往昔的生活磨难而变得坚强而坚韧，大多以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微笑着面对时代的挑战。知青邮票和其他涉及知青当年的使用物已经成为特殊的文物，成为中国现代历史演进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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