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论原地封中的公函封异地使用

近几年以来的原地集邮欣欣向荣，生机勃勃，尤以公函封为载体的原地公事实寄封更是博得了众人的喜爱，像东联代办的《大足石刻》、《毛泽东110周年》、《西气东输》等等，选用切题的公函封，贴上正票，再辅以恰当的邮戳，合适的邮路，既使邮票的主题得到升华，也同时在一枚有限的信封上承载下诸多有用的信息，非常值得玩味。
不过公事信封的选择有时却是较为困难的，代办方要对邮票的主题、发行背景作好前期的论证探讨工作，进行细致的理论基础工作，在确定好邮票的最佳原地后，再选择最能烘托该票原地精神的相关公事封。
笔者今天舒笔与大家探讨一种情况，算是特例吧。当一枚邮票的原地没有合适的公事信封时，是否可以另辟蹊径，选择该票的相关公函封呢？我认为，东联在这方面作了一些极有意义的尝试，比如：《绿绒蒿》中的《　绿绒蒿》一枚，该票的模式原地在云南洱源，本可以选用“洱源林业局”、“洱源植物研究所”等公函封，但上述二种臆想公函封不是没有印制过就是根本没有这个机构（洱源为边远小县，办公经费不足，不会印这类信封，也更不会设有诸如植物研究所之类的机构）。东联会在办封过程中充分考虑到这一情况，退而求其次，大胆采用了位于昆明的“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公事信封（该所是我国研究植物类尤其是云南地区植物类的权威机构）。然后，贴上了《　绿绒蒿》邮票，派专人远赴洱源原地在首日寄出了此票的公事封，选在洱源寄出是因为此类植物的模式产地（即同一种动植物物种的第一枚标本采集地）在洱源，而选用“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就更加丰富了该枚原地封承载的有效信息，比单独用一枚普通民封要有意义得多。再如，《东周青铜器》中全套票8枚票，东联全部采用了公函封制作（包括海外）。其中有　枚也是采用异地公函制作的，究其原因乃是该枚票中所反映的文物目前已经调拨或转藏于其他地方的博物馆，并不在原出土地地方收藏，而文物类邮票的原地界定向来又是以出土地为准则的（馆藏地可因调拨、转运、流通或战乱等发生变动，而出土地永远只有一个，在不可能搞清楚文物的创作制造地的情况下，出土地只能是原地唯一的选择，当然有的文物只有传世地，或已佚失出土资料的可以目前传世地作为原地选择，如北京故宫中的许多文物只知道是先人传下来的，根本无法搞清楚从何而来——就属此类情况）。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东联另类地通过把目前馆藏地的公事封、文物原先出土地的戳以及主题邮票链接起来，巧妙地把三者融为一体，在一枚有限的信封上，体现了“文物（票）、文物出土地（戳）、文物目前馆藏地（封）”等大量的原地或相关原地的资料，最大限度地承载了集邮者所需的有效信息。那么此类票是用一枚白信封制作，还是用异地公函的办法解决，相信邮友会有一个正确的熟悉、认识并最终认可的过程。
当然也会有邮友讲到，用昆明的公函封到洱源去寄，用北京的公函封到山沟沟里去寄，这不是太做作了吗？会不会显得不伦不类呢？人为痕迹太重了！笔者认为，如果讲“人为”，其实，白封与公函封能于邮票首发的日期从偏远地区或山沟沟里的原地寄出来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人为”，那么同样是“人为”，异地公函封上比白封多了许多相关的有效信息，那又何乐而不为呢？而且只能是有益无害。
另外国家邮政法规定，在国内只要是使用经邮政部门监制的标准信封，在哪儿寄信又有什么不行呢？再说从自然朴实的解释上来讲，《　绿绒蒿》就不可以是昆明植物研究所的专家，研究课题时用自带的封在洱源县寄信吗？北京的文物专家就不能在文物出土地考察时用自己单位的公函封往外写信联络吗？
异地公函——原地公函封有益的补充，异地公函——大有空间的发展方向。我建议东联会应敢为天下先，作更多有益的创新尝试。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把原地集邮的理论进一步提炼与升华。

好帖子不要沉了，我来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