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集邮旅途话沧桑 黑龙江泰来 王东生

　喜读炳恺先生《黑龙江地方邮刊概述》。作者以详实的资料，记叙了我省地方邮刊出版沿革，并作了论述和评价，它为填补我省集邮史，提供了可靠的素材，其中谈到1958年我办的《北星》邮刊，并誉为它的创刊首开黑龙江省地方邮刊的先河，引起我对往事的回忆：
　　1953年我被安排到泰来邮电局江桥邮政代办所工作，1954年10月代办所改由国家自办，当时对县级以下的分支机构称邮政营业处，在农业合作化高潮时，为实现当时中央提出的《农业发展纲要》达到乡乡通邮目标，全县各乡镇都建立了邮政机构，依据业务量的大小废营业处，分别通称邮电支局、邮电所。这就是五十年代初在邮戳中见到的“处”、57年全国统一邮戳后“支”和“所”的字样。因我从事邮政工作，使我有机会接触到邮票和邮件，我被这精美邮票所吸引了，随时遇到几枚就贴到笔记本上，这就是集邮的开始吧。　1955年《集邮》杂志创刊，才明确知道“集邮是一项正当文化教育和娱乐活动”，“新中国的邮票是反映我们伟大的祖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成就，并受到国内外人民群众、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的喜爱，并加以收集和研究”。这样，收集邮票使我入了迷，以《集邮》杂志为老师，学邮识，掌握方法，这时我才知道，过去收集到的邮票因不懂品相，多是揭薄的揭薄、缺齿的缺齿。于是忍痛割爱重新起步，经过二年多的努力，新中国发行的纪、特邮票基本集齐，但对什么“东贴”、“再版”、“改值”，还是没有认真对待，片面认为收集本身就是为了欣赏，只要有相同图案就可以了，现在想起来，因我缺少邮识，在我手中失去多少有收藏价值的邮品，在我的剪刀下又失去多少珍贵的建国初期实寄封。
　　五十年代的江桥，是嫩江南岸的一座小小渔村，人口不多，文化落后，根本无人集邮，除我之外也没有人订阅《集邮》杂志。因我对集邮已经走火入魔，收集欲越来越强，这样就急需求师访贤，于是我就冒昧的通过《集邮》杂志，给经常在杂志上发表文章的唐无忌老师写了一封信。不久，收到唐老师来信，对我提出问题作了解答，并嘱我多读书，学知识，掌握邮识，还告诉我如何收集和整理邮票，并赠给我几套外国邮票。其中，南斯拉夫的“水族”邮票现在仍在我的邮册中，经多方求教，使我开阔了视野。不久，唐老师又给我寄来五洲邮票社吴县张景孟编著的《邮苑珍闻》，书中介绍了集邮常识、史地知识、名人轶事、集邮趣闻，使我眼界大开，按唐老师所嘱，多向邮坛师友求教，后又结识了南京李伯鲲、北京王席儒，他们都成了我终生的老师。在邮友通信中又结识了山西河津县的杜松梅（杜官忍），他建立一个农民集邮小组，并多次在河津县进行集邮展览，在和他通信中得到不少帮助，他们的集邮小组办了一份油印的《集物月刊》，读后很受启发，使我也萌生办一份邮刊的欲望，通过它以邮会友，广采博取，增长邮识。经过反复思考，定名为《北星》，以正在荒凉的北大荒上，能起到一丝萤光的作用，用这萤火的光点，给集邮朋友一块活动的园地，以丰富集邮生活。
　　《北星》的组稿、编排、刻印全是我一人，加之又是业余，无法保证定期。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它终于在1958年7月1日以八开二页的版面向世了。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只出版了四期，当出版到第三期时，四期正在着手刻版，突因“工作需要”，告知我工作已被调动，到偏僻而非火车沿线的邮局去工作。在去新址报到的途中经由县城时，友人讥笑问我'“还集邮吗?”我不理解，到达新的地方不久，有人在我背后指手划脚的议论，还有人戏呼“王北星”，我甚感愕然。《北星》第四期是待产的婴儿，咬紧牙关，印刷后匆匆发了出去。在“北星北星，幼穿初生，邮友支持，定会成功”的呼声中夭折了。不久，我被清出邮局，后在“史无前例”的大字报中得知，工作调动是出于“侦察”需要，办邮刊和海外邮友通信，视为“海外特嫌”，因查不到证据，被从邮局中清了出来。文革中进牛棚，送干校，下农村，几经周折了六个春秋，藏品多被抄失，《北星》伴随着我也经历了“地上”“地下”的磨难，现虽已残缺不全，每当我见到它，却也感到欣慰和自豪。《北星》虽只出版了四期，它先后报导了北京王席儒《纪念邮戳》和《你知道吗?》文中详细的报导了中国集邮公司创建初期所发行首日封、图案、规格、使用纪念邮戳及售价等；天津王黎青《大龙小龙》、陕西南志秀《世界珍品录》、南京李伯鲲《古诗与集邮》、印尼华侨学生李清书《谈印度尼西亚动物邮票》、齐齐哈尔毛玉先《集物杂谈》。南京王瑞昌撰写的《集邮史点滴》，介绍我国邮坛的几个第一，如第一个集邮组织；《邮乘》是我国第一个参加国际邮展，并获“持别铜奖”的邮刊；小说《邮王》是为中华邮票会成立十周年而出版的，也是第一部中国翻译的集邮图书；《和尚也爱集邮》是我国第一部集邮小说。
　　为办邮刊我曾给远在印尼棉兰邮友写信约稿，《谈印度尼西亚的动物邮票》就是这样写出来的；为翻译捷克斯洛伐克火花上的文字并了解其内容，给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馆写信求助，承他们热情支持，我写出了《捷克斯洛伐克火柴商标的文字》。　　80年代集邮复苏，我“贼心不死”，重操旧好，《北星》也重见光明，由于我命运多舛，使我与邮坛的许多师友失去联系。后闻我国集邮大家刘广实先生1964年所编《中国集邮书刊简目》收录了《北星》，经多方查阅资料方知《北星》为建国后东北地区第一份地方邮刊。又闻上海牛忠林、新加坡冯锦镰先生编著的《中文集邮报刊目录》第二编，也收录了《北星》，江苏江宁郑军主编《文献集邮者》又发表了我的《忆“北星”》，齐齐哈尔市集邮协会编写的《齐齐哈尔集邮史略》专文介绍了我的邮刊和业绩。1997年8月7日《黑龙江邮电报》“集邮纵横”版杨武亭先生以《情系邮坛“架桥人”一一王东升》为题发表了专访文章。
　　在集邮旅途中虽历经艰辛和苦难，但也感到欣慰，《北星》虽早逝夭折，但它在集邮这片广阔的天际中，留下了一闪而逝的光点，虽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但对推动集邮事业起到了它应起的作用。有人笑问我如何面对过去，我衷心的告之“如同母亲在打孩子”。（作者系608号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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