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集邮传真》

８２．四大改值

　　在抗战大后方，曾一度掀起收集四大改值票的热潮。 中华邮政总局，鉴于邮政亏损太大， 决定从１９４２年１月１日起实行战时附加，在国内平信资费１６分的基础上，附加１元，变为１１６分，因之有“国内平信附加已付”票的加盖。 由于未被批准而停止实施， 改为从１９４２年１２月１日起邮资增为５角。 ５角面值的邮票用量突然大增，乃将中信版１６分票加盖“改作伍角”后使用。又原已加盖好的“附加已付”票已成废物，乃步“改作伍角”的后尘， 亦用以加盖“伍角”字样，并用线条划去两行的文字， 故称“划线伍角” （也有人称“涂改五角”）。因邮资普遍调整，各地邮管局所存畸零面值亦不适应贴用，如１３分、１６分（不含中信版）、１７分、２１分、 ２８分。 不论何种印版、何种纸质，一律“改作贰角”后使用。 这是邮资从１６分→１１６→分→５０分的变化中所产生的连锁反应，号称“四大改值”票， 合计起来有１２６种正票。

　　兹将四大改值票分布地区列表如下：

东川（渝）　附加　　伍角　　划线　　　贰角

西川（蓉）　附加　　伍角　　划线　　　贰角

云南（滇） 　附加　　　　　　划线　　　贰角

贵州（黔）　附加　　伍角　　划线　　　 贰角

湖南（湘）　附加　　伍角　　划线　　　贰角

湖北（鄂）　附加　　　　　　划线　　　 贰角

广西（桂）　附加　　伍角　　划线　　　贰角

广东（粤）　附加　 　伍角　　划线　　　贰角

福建（闽） 　附加　　　　　　划线　　　贰角

浙江（浙）　　　　　伍角

江西（赣）　 附加 　　　　　划线　　　贰角

安徽（皖）　 附加 　　　　　划线

河南（豫） 　附加 　伍角　　划线　　　贰角

陕西（陕）　 附加 　伍角　　划线　　　贰角

甘肃（甘）　 附加　　　　　 划线　　　贰角

总局 　　　　　　　 伍角

地区数 　　　１４ 　１０ 　　１４ 　１３

票种数 　　　１４　 １１ 　　１８ 　８３

附注：甘三种包括青宁；闽贰角包含浙江。

８３．改作贰角

　　１９４２年１２月１日国内平信邮资改为伍角， 这是在国内平信附加１元流产后制定的， 所以出现了“改作伍角”和“涂改伍角”的加盖票，都是利用中信版１６分票加盖的。但当时各地邮局还存有许多畸零面值的邮票，如：

１３分：京版烈士、港版烈士（有、无水印）；

１６分：港版中华；

１７分：港版烈士（有、无水印）、纽约版；

２１分：港版烈士（有、无水印）；

２８分：港版烈士（有、无水印）。

　　这５种面值的邮票，在邮资调后都已失去，贴信作用， 为了扫清库存，故一律改作贰角后使用。奉令加盖“改作贰角”的邮区有：

河南 ５月 　　　　７种 黑色加盖

西川 ５月 　　　　７种 黑色加盖

福建 ６月５日　　 ３种 红字（含浙江）

江西 ８月 　　　　９种 红色加盖

广西 ９月 　　　　９种 红色加盖

湖南 ９月 　　　　９种 红字７种 黑字２种

云南 ９月２３日　　５种 黑字加盖

东川 １０月 　　　３种 红字加盖

广东 １０月 　　　８种 红字加盖

甘肃 １０月１０日　７种 黑字（包括宁青）

贵州 １０月２７日　 ８种 红字加盖

陕西 １２月 　　　４种 黑字加盖

湖北 １２月３０日 ４种 红字加盖

　　共有１３个邮区加盖，实际为１６个，因有的是联合加盖。 总枚数为８３枚，如果加上颜色深浅、间距宽窄、字体长短等就更多了。 若收集种种变体则更是五花八门了。“改作贰角”加盖不是如一般的为了急需，而是化无用为有用。 由于原面值虽只有５种，区别版别和纸质（有水印纸、 无水印纸）就有１１种之多。又因各地库存的邮票多少不一， 因之发行的数量也悬殊很大。“改作贰角”票在１３个邮区加盖，１６个邮区出售， 枚数有８３枚，是四大改值票种类最多的，是组织邮集的好题材。

８４．湖南珍品

　　各地“改作贰角”票相继出笼后，引起各地邮人的极度关注， 相互传递信息，内地邮刊争相报导，广泛进行交流和交换。

　　在全部８３枚的“改作贰角”票中， 最珍贵的一枚是湖南省加盖的北京烈士１３分，数量最少。 当时主持湖南改作贰角加盖工作的负责人收林成勋。因在清理库存中（也有县区邮局上缴的），有很多零散票，为了方便加盖， 就将这些零散票用纸拼成２００枚的大版付印。拼贴散票中以京版烈士１３分枚数最少， 开始传来的信息仅９１枚，全部为当地邮友的所购存。湘黔为近邻，故能在邮友的帮助下购得８枚的全套，贵阳的许庆民、 任善震也都即时获得。

　　１９４４年冬， 日本侵略军垂死挣扎，向湘桂进犯， 直至进逼黔南─── 独山，大批难民纷纷来黔，由于天寒地冻，后有追兵，沿途土匪横行， 冻死、饿死、杀死，伤亡很大， 历史上称为“黔南事变”。一日，有湖南过境的邮友来到五洲药房找我， 持有湘盖改作贰角票的京烈一方连求售， 因其索价大高，没有购成。从此之后就没有再见过这种方连珍邮了。集邮者总希望获得一些珍贵邮品， 但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 所以集邮能否拥有高层次的邮集， 机会是很重要的条件。有机会如果没有财力为后盾，也只能望“珍”兴叹。假如经济宽裕， 如果缺乏决断，也会失之交臂，遗憾终生。

　　湘省京烈改贰角票， 最初获得消息是９１枚， 可能又在拼贴中发现２０枚，故正确数为１１１枚。无论是９１枚还是１１１枚， 数量都是很少。 红印花小壹圆外流４０枚， 纽约中心倒印与宫门中心倒印出售数各为５０枚。当然，湘省京烈改贰角不能与上述三票相抗衡， 但这个四方连对我来说是一个机遇，由于索价较昂，加上兵荒马乱， 也无暇去通知其他邮友来欣赏洽购，因之这一个四方连像天涯一样， 离开了贵阳远走高飞了。用京烈１３分为载体的除湘省外，还有蓉、 鄂、桂、粤、赣、陕、甘等共８个邮区。

８５．初集区票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是一部可歌可泣、气壮河山、 震惊寰宇的壮烈史诗。每逢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之日，就会想起我收集《抗战军人》邮票这一难忘的事。大约在１９４２－１９４３年之间， 忽接遵义团溪张云涛来信， 寄来晋察冀边区邮政发行的《抗战军人》纪念邮票出让。收到后精神为之一振，从邮票图案看，大型，设计大方；从意义看，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坚定决心。虽对此票真伪莫辨， 鉴于来自老解放区的邮品弥觉可贵，索价虽高昂一些， 也感到的“区票”，异常高兴，故每逢有邮友来访，我均出示他们共同欣赏，有的赞美，有的怀疑，更有人警告我， 你收集共产党邮票不怕私通“异党”（当时国民党表面搞国共合作，共同抗日， 实际是在处心积虑要消灭共产党， 为掩人耳目，采用“异党”来指共产党）之嫌吗？看来集邮也有政治风险，但我认为“集邮无罪”，也就泰然处之。 不久消息传来，张云涛果然受到当地警察局的传讯盘问。此票我珍藏１０来年，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北京商业部的邹毅同志出差来贵阳，到舍下过访，并参观了我的邮集，对《抗战军人》票及另一枚全日徽票， 表示十分向往，我立即从邮册中取下相赠，虽然是第一次见面， 交谈之下，他与很多邮友相熟，这些提到名字的人我也多有来往，这可说是“以邮会友”中的一件快乐之事。进入９０年代， 在京参加鼓楼集邮研究会活动时，不期再遇，大家都垂垂老矣。

　　 解放前在国统区收集“区票”有风险，是意料中事， 当时有人携带一本《马氏文通》（语法书）就被当共产党抓了起来。 不料在“文化大革命”中集邮的风险更大，把邮票看成是封资修，在打、 抄中遭到毁灭。我还是坚持“集邮无罪”的信念， 除自动将蒋介石像邮票扫数上缴组织处理外，其他没有销毁一枚。现在回想起来， 能顶住“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不怕风险，将邮票， 特别是几箱的集邮资料保存下来，可说是一件幸事，为集邮界立了一功。

８６．拼音文字

　　在解放战争时期，南北通邮一度受阻，后来可以互通。 我第一次收到解放区来的信，上面贴的是苏中区耕牛图邮票。过去的中国是“以农立国”，故帆船版邮票有“农获图”。而牛是拓荒的先锋， 当它进入耕田的领域后，人类才摆脱“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 归俗立春前一日有“迎春牛”“送春牛”“舞春牛”以预祝丰年，可见牛是人类的朋友。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中国邮票上有“牛”的光辉形象， 格外感到亲切，喜欢。

　　更令人一新耳目的是邮票面值１角， 用“１０ＦＥＮ”（分）表达， 还印有一行“苏中”的拼音的文字“ＳＨＵＺＨＵＮＧ”，这种新文字，深深印入我的脑海。

　　 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期，随着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出现， 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同时在文字的改革上也出现了“拉丁化新文字”，简称“新文字”， 即采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汉语的新文字。 它产生于１９３１年９月在海参崴举行的“中国新文字第一欠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 １９３３年后国内各地纷纷成立不少团体， 进行研究、推广。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７日， 陕甘宁边区也成立“新文字协会”， 毛泽东担任名誉主席，并在各解放区开展中国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解放前上海、广州就出版过用新文字编写的杂志， 这项宣传一直持续到１９５５年。

　　１９４１年新四军也成立了“新文字研究会”， 为利用邮票宣传新文字提供条件， 故在“区票”还可以见到ＸＵＡＩ－ＮＡＮ（淮南）、ＪＡＮＦＵＫＹ（盐阜区）、ＪＡＮ ＦＵ（盐阜）、 ＬＵＳＩ（路西）等拼音地名，还有Ｋ．Ａ．的略写，都值得邮人研究、 认识。

　　 １９５６年２月，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了最初的《汉语拼音方案》，在全国推广拼音文字。

　　 在华中区票上采用新文字与老一辈革命家瞿秋白、吴玉章、 林伯渠等人的极力倡导有关。

８７．代售区票

　　 “区票”发行的历史如从１９３０年的苏维埃邮政开始， 也不算短。当时在老区除少数有识之士注意外，直到日本投降后，南北交通畅通，收集“区票”的人逐渐增多。 １９４６年创刊的《近代邮刊》，从第１期开始就介绍了“区票”的信息，以后陆续发布， 为有志于收集“区票”者提供可贵的资料。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从东北、北京、天津有不少邮友纷纷寄来“区票”托我代售，少者５－１０套， 多者数１０套，我当时已由五洲药房转入新洲药房工作， 地处中华南路醒狮路口，由于地处拐角处，来往过路的人较多，我就利用宣传药品橱窗的一角， 每收到一种区票，乃取出一套装入镜框展出， 并标出售价，以便过路邮人看见， 可以选购。我是按邮友寄来的原价代销， 并本着“先邮人之乐而乐”的精神，没有自留一手，销不完的我才包下来。经手的“区票”不少，集藏的成绩并不佳，可说是过路财神。

　　收集“区票”的高潮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解放早的地区步伐快一些，如上海《近代邮刊》４卷６期起（１９４９．６。３０），更能对“区票”作有系统的报导，且有长篇的研究文章， 为收集“区票”起到提倡、推动、鼓动的作用。这一段时期来信中除有托售外， 则以交换为多。

　　我前后两次代售的各种“区票”，品种、数量都甚多， 可惜当时对于票名、售价、来源都没有做记录，是一件遗憾的事。

　　我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开始接触到“区票”，并略有收集。 抗日战争胜利后北方寄来托售，数量少的，好销的都脱手了， 只有销不完的我亦不退，全部留下，以免托者失望，但品种就少了。建国初期， 仍有人寄来托售，这时西南区的“区票”已有发行， 故以交换为主了，当时我还注意收集一些地方加盖票。总的来说，前前后后， 所藏并不丰实，但受到识多见广的好处， １９７５年我又随同其他邮品送人了。故从收藏看我成绩平平，但一想起我代售“区票”的服务， 虽为人作嫁衣裳，但亦感到能弥补自集之不足。

８８．黔区加字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日， 解放后的贵州邮政管理局发行了一套加字改值邮票，其上用了“黔区”两字，较为特殊。 “区”字可能有两种含义，一指“贵州邮区”，二指“贵州解放区”。

　　“黔”字本意为“黑”，在辞书上没有其他含义， 只有作姓或贵州省的简称，才出现第二种用法。贵州为什么叫“黔”，考证起来非常复杂，在历史上今湖北西南部，四川东南部，贵州北部， 湖南西北部，均为唐代的“黔中道”所辖。今人考证， 大约有３种来源：一是贵州奉祀黑神，各地建有黑神庙；二是沿袭“黔中”而得名；三是境内有“黔江”（即乌江）而名。这是闲话。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１３日， 人民解放军已进入贵阳郊区图云关一带，贵阳市国民党党政军警，均已纷纷逃离。群众自发出来维持秩序，重大厂矿设施，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组织工人起来护厂护矿。 １５日，解放军举行入城式，受到沿途群众的热烈欢迎， 故定１１月１５日为解放贵州的纪念日。

　　解放后百废待兴，至１１月２３日才开始接管邮管局， 对外营业于１２月１日正式全面恢复。为了适应邮政需要，加盖了一套“黔区”改值邮票出售。计：

２０元／　华南版邮资２分　　桔黄 　４６０００枚

５０元／　华南版邮资４分　　蓝绿 １５００００枚

１００元／大东飞雁图１元　　桔黄 ３０００００枚

４００元／大东飞雁图５元　　洋红 １０００００枚

２０００元／大东飞雁图１０元蓝绿 　　４０００枚

　　由文汇印刷所承印，全版２００枚，五号楷字黑色加盖， 共用一个印版，只是更动各枚的中文及阿拉伯数字，如遇票幅宽狭不同时，亦只在字钉行间中加宽或缩短。 加盖的顺序１００元（平信）、４００元（本市平信）、２０元（印刷品）、２０００元（车票、 包裹用）。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曾有北京新版元数票加印“黔”发行， 今又有“黔区”改值，巧合巧合。

８９．一枚疑票

　　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１５日是贵阳解放一周年纪念日。 贵州省邮电管理局特于当日举行“庆祝贵阳解放周年纪念邮展”。会上展出不少解放区邮票，有邮局的，有向集邮者征集的。 在加盖“黔区”改值邮票框中，还附有一个横双连非正式发行的改值１００元票， 原票不是飞雁图１元基数票，而是１９４９年上海大东版５００元金圆票。展览结束后我就将它要来作为资料收藏。

　　“区票”改值票于１１月下旬付印，１２月１日首日发行， 全套５枚的载体，都是基数票（以银元为准），而这一枚的载体是金圆票。发行后数日，大洼邮局收发组同志在销印时， 发现有一封信上贴的１００元异样，乃立即向上反映， 经观察证明不是邮局窗口出售的于是派人去承印单位追查，查明是该票一版２００枚收缴回局，但边上已撕去一条。

　　１９８３年着手编印“区票”目录时， 借用浙江俞炳森同志到京，协助整理编辑工作。 俞君曾多次来信询问有关贵阳的黔区加盖票及贵州地方加盖发行情况，因之也同时提供这枚非正式发行的１００元加盖票。故在“区票目录征求意见稿”中,在贵阳加盖改值邮票项目后,有一段小〖注〗：“黑字１００元加盖时，有印刷工人私盖于中华邮政上海大东四版中山像邮票（原１５）一种，后经发觉，没收销毁。 ”但在正式出版的《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邮票目录》上却未提及此事。征求稿曾被某地邮协翻印，俗称“西目”， 不知是否保留这段小注。

　　这枚未正式发行的票，其来龙去脉，由于时间久， 详细情况难以考证，我虽走访过印刷所的少东，亦未得要领。 贵阳邮友曾交换过意见，一说是邮局试印，因大东版质地较好吸墨性能差， 试印效果不佳未采用；一说是印刷所工人私印的。 如果是前者（为何邮局不回收）则属“试模样票”；后者（一个普通工人不可能存有全版邮票， 且未居奇高价出售）为“官版私盖”票，如何定论，尚是疑案一桩。

９０．木戳邮票

　　贵州盘县于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２０日解放，盘县邮局于１９５０年１月２７日为了适应解放后通邮需要，发行了一枚木戳暂代邮票。横长方形，木质，刻有边框，宽４２ｍｍ，２８ｍｍ， 框内横列两行，上为“盘县邮局”，下为“人民币伍百元”， 票的右上角盖有局长张国栋的篆体私章。它不是直接盖在信封上（俗称“木戳代邮”），而是红色盖印在旧中华邮政的中英文并列的挂号收据背面， 然后再贴在封上，故称“木戳邮票”。 我保存的一枚盖有“五Ｏ年一月廿七日”日戳票。 这种票于１月２７日用至３０日，只有４天而已。盘县木戳邮票我一直珍藏到１９７５年才随其他邮票送给任尔勤同志。

　　１９８１年初，《集邮》杂志编辑部忽然来信， 需借“盘县邮局木戳邮票”，因此票我已赠于任君， 而他因参加第一届广州春节邮展，将该票寄穗，一直等展览结束才寄给《集邮》杂志社。原来是俞炳森有一稿投《集邮》月刊，需要插图之用。 后该文刊于１９８１年第４期《集邮》１２页上，题为《盘县邮局木戳邮票》， 这是该票第一次在刊物上露面。

　　１９８８年６月第１版《区票目录》２２９页的《盘县临时邮票》插图亦用之。１９９１年２第２期《贵州画报》，由余未人著文， 该报摄影记者彭匡前来采访拍照，以《遨游方寸六十年》为题， 对我进行介绍，在插图上也刊用了它，因放大尺寸，图案效果较好， 这是４０多年来此票的倩影在集邮刊物、画报、区票目录上披露的情况。

　　１９８３年１１月在京举办的中华全国集邮展览会上，曾以贵阳集邮研究会名义组织一部《解放初期地方加盖邮票》邮集， 作为团体类展出，其中包括《盘县木戳邮票》珍品， 却巧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珍贵的红印花邮票》并列一框，可说牡丹绿叶，交相辉映。 １９８５年１０月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邮票展览上， 盘县木戳邮票再次与邮人第３次见面。这枚貌不惊人的邮票， 直至目前尚未见他人收藏的报导。

９１．区票夺魁

　　自从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于１９８２年成立以来，区票邮集多次参加了国际集邮展览。１９８４年得大银奖，１９８６年获镀金奖，１９８８年上升为大镀金奖。１９９０年的伦敦国际邮展， 我国沈曾华同志参展的《华东人民邮政》的区票邮集，龙门一跃， 捧回来一个“金娃”──金奖。 １９９４年有韩城举行的１９９４世界邮展上再获金奖，并加特别奖，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成为我国集邮界一件大喜特喜的大事，值得我国集邮界的热烈祝贺。

　　“区票”得金奖虽是沈曾华同志的光荣，也是国家的荣誉， 更是“区票”的特荣。

　　“区票”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邮票的统称，经历了二、 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３个时期，是在烽火中诞生成长的，堪称我国邮票中的瑰宝。沈曾华同志收藏的“区票”， 是数十年的心血结晶，都是在革命战争艰苦环境中、 出生入死的斗争中珍藏保管下来的珍贵的革命文物。

　　１９９０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欣逢“区票”发行６０周年， 当年８月份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邮票发行六十周年”庆祝大会。在此之前的５月份，这个月也是邮票诞生的月份，是邮票１５０周年的生日。就在这个历史性的年份和月份里， 我国的“区票”远征欧洲，从邮票诞生地的英伦夺得金牌归来， 可说是集邮史上最大的佳话。

　　１９９０英伦国际邮展上我国“区票”首次脱颖而出， 标志着我国邮集邮冲出亚洲， 走向世界突破了３大关：一突破国际评审员的高傲关，由过去不被重视而获青睐， 提高“区票”在国际邮展上的知名度，可与泰山玉皇顶齐名，使“区票”屹立于世界邮林之中；其次， 过去国际邮展上夺大奖的大都是早期邮票，这次“区票”拨地而起， 突破了古典邮票之门；第三， 已往中国邮票虽多次在国际邮展中得高奖，但获得金牌的都是外国人，这次“叶落归根”，由中国人捧回， 可谓“实至名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