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集邮传真》

３１．年鉴作用

　　大型的邮票年鉴，对一个集邮者所发挥的作用是多方面的， 它是全世界邮票家族的“宗谱”，可以使人一览无遗，当你相逢不相识时，可以打开家谱按图索骥，就能找一到你所需要回答的问题。

　　邮票年鉴上的记录，可说巨细无遗。对一个国家的国名、 地理位置、政体、面积、人口、首都的历史简介与货币单位；对邮票的发行背景、票的名称、图案编号、发行日期、齿孔、水印、印版、面值、 刷色、变异及新旧票价都有介绍。 对邮票种类则按普通（包括纪特）、航空、慈善、公事、新闻纸、包裹等分类排列，各编字头与号码，非常详尽。

　　传统集邮者查年鉴很便当，顺发行年份查阅即可。 组织专题邮集，也可以从中了解到某一专题已发行的邮票，虽麻烦一些，但在你写提纲时有帮助。年鉴上的价格，在国外是买卖的依据， 在国内交换时也可以作为一种参考。

　　我在年青时集外国邮票，在按国分类时，全赖邮票年鉴为指针。 如印度的土邦邮票很复杂，邮票用的印地文，可说目不识丁，只能对照年鉴才能对号入座。

　　十多年前，有一位邮友寄来两枚日本印花，提出两个问题， 一问是邮票还是印花？二问如系印花，什么年代发行？ 第一个问题一看便知是印花，第二个问题虽不是疑难问题，却难倒了我。 印花税票除《斯科特年鉴》收载美国的印花税票与鸭票外，其他各国都不收载， 无法查对。我想人家不远千里而来，最好能给一个满意的答复。 由于集邮的本能所驱使，一有暇就取出端详一番。 这封信已置于案头一旬仍未能复信。一天晚上，我又用邮票镊子取出观察，无意中将手一扬， 在灯光下纸背透出“之”形水印，心中一喜，马上取出年鉴， 翻出日本部分，得知这种水印在１９１４～１９２５年日本邮票上使用。 邮票与印花同根，初步得出了印花税票的发行时间， 大致是在１９１４～１９２５年之间，使我解围后才写了复信。

３２．加入甲戌

　　１９４１年之际，忽然在贵阳一日报的“本地简讯”栏上， 看到一则小小的无标题新闻，报导甲戌邮票会在贵阳成立通讯处的消息，联系地址是护国路２３０号，许庆民先生。我立即抽暇去拜访， 原来２３０号是在双槐树（路边有两棵老槐树而得名）附近一个小巷子的尽头。我扣门后，有一清癯瘦高的男子来开门，我即声称要找许庆民先生，他称自己就是。我就道明来意，询问甲戌邮票会情况。 他介绍说：“甲戌邮票会与中华邮票会、新光邮票会同是我国三大邮会。 它成立于１９３４年５月，是年岁次适逢‘甲戌’，因而取名称‘甲戌邮票会’。原设在郑州市，由王聘彦、赵善长二人任正副会长， 李弗如、阎东魁等人分别担任会务。该会以‘提倡高尚娱乐， 研究集邮学识’为宗旨。出版会刊《甲戌邮刊》，凡入会者均可得赠送。 ‘七七’事变后日军进犯华北，直逼河南， 于是在１９３８年２月内迁西安，现在由赵善长、阎东魁二人主持会务。”并取出一张入会书给我， 劝我入会。回店后我就寄会费与入会书到西安，正式加入甲戌邮票会，这是我集邮十余年后第一次参加邮会，感到万分兴奋， 好象云游之子找到了一个家。当接到《甲戌邮刊》，我细细阅读， 并汇款向会上补购以往各卷存刊，好象还有英文本、二卷重印本、邮展目录等。通过鱼雁往返，我第一次与外地邮友产生交往， 也导致我结交了赵善长、阎东魁两位前驱，直到两老谢世。

　　抗日战争胜利后，因赵善长等同志调回河南， 会址于１９４５年迁至开封。解放战争时期于１９４８年迁到柳州，与湘桂黔邮学会联合开展会务，因邮会骨干均系铁路系统工作。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会务停顿。

　　１９３７年１月，甲戌邮会聘周今觉先生为名誉会长，陆志韦、 卢赋梅、张包子俊等人为顾问，聘孙君毅为法律顾问。同年５月， 该会出版英文专辑一期；６月５～７日，在开封举办第一届邮展， 并印有展品目录。会员２５９０人， 我加入时编为１５２０号，可惜未保存会员证。

３３．甲戌精神

　　何谓“甲戌精神”，请看《甲戌邮刊》。

　　《甲戌邮刊》是甲戌邮票会的会刊， 从１９３４年５月１日创刊到１９４９年９月，共出版１６卷。由于战争关系，会刊出版地四移，从郑州→西安→开封→柳州，是在颠沛流离中坚持发行， 非常可贵。《甲戌邮刊》是月刊，１６开，每期８～２４页。 第５卷起多为合刊，有时两期合刊，有时３期合并，第１５、１６卷与《西南邮风》出联合版。１９３５年参加意大利国际邮学刊物展览会， 是由国外通讯处主任姜子勋（治方）送往参展的，并荣获奖状。

　　１９３６年起，《甲戌邮刊》成为“万国邮学刊物联盟”成员。 《甲戌邮刊》的出版情况如下：

　　１９３４～１９３７年 １～４卷，为月刊；

　　１９３８年 ５卷，为双月刊；

　　１９３９年 ６卷，为季刊；

　　１９４０～１９４１年 ７～８卷，为双月刊；

　　１９４２～１９４５年 ９～１２卷，为季刊；

　　１９４６～１９４７年 １３～１４卷，为双月刊；

　　１９４８年 １５卷，为季刊；

　　１９４９年 １６卷，为双月刊到月刊。

　　我国邮会都有会刊， 如中华邮票会先后出版《邮乘》、《邮学月刊》、《邮讯月刊》、《邮典》；新光邮票会的会刊，出版期也长，但杂志名称多次改变，且有中断现象。 而《甲戌邮刊》在艰苦环境中，不折不挠，奋力拼搏，像梁山好汉一样，坐不改性，行不更名， 有条件也上，没有条件也上。你如果藏有全份的《甲戌邮刊》，可以从发行周期变化来看，由月刊→双月刊→季刊→双月刊→月刊； 以用纸来看，从道林纸→报纸→土纸→报纸，这种坚韧不拨的精神， 可誉为“甲戌精神”。

　　《甲戌邮刊》发行１６卷，历经１６个年头，登载的佳文甚多， 如《中国历次航邮纪略》、《修补邮票价值之评论》、 《军邮业务局戳》、《中国邮务图志》等，不胜枚举。

３４．东魁老哥

　　阎东魁先生大我１７岁，故称之为“老大哥”。集邮的朋友绝大部分都是通信“神交”，一生未谋一面者多矣。 在老一辈的集邮家之， 能够在大范围内会见的是在１９８２年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成立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 东南西北分散的邮友才能在“京丰宾馆”欢聚一堂，才由“神交”而“面交”，随后通过每年的理事会、学术会、评委会及其他工作委员会的媒介， 也能经常欢聚。这是成立集邮联的一大功，否则天各一方， 会成为永久的“神交”。在众多的老邮友中， 我与阎东魁先生却能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即有幸识荆，可说幸运高照。

　　阎老自１９６２年６月由衡阳铁路职工学校退休后定居柳州， 我有事路过柳州时曾到鹅山路九区阎老家拜访，记得去过３次，会见了他的老伴。广西夏季气候炎热，他从退休那年起，每逢溽暑， 即到都匀女儿敦仁家过夏，匀筑甚近，因之顺道来贵阳外甥家小住。 他一到贵阳第一件事就到中医学院找我。暇时过从甚密，每逢周日，便邀约二三邮友一同游山玩水，当时阳明祠设有茶室，高踞东山之腰， 居高临下，可以鸟瞰筑市全貌，又能敬仰王阳明先生事迹， 加上花木扶疏，为我们常临之地，品茗话邮，其乐融融。

　　１９６２年， 贵阳市南明区文化馆集邮小组听我说阎东魁先生来筑，组员都希望与阎老见见面，于是我们在贵阳饭店设宴，一则表示欢迎，二则会会阎老，三则交流邮学，当时在座最年轻的是李骏， 才２０出头。

　　阎老最后一次来贵阳大约是１９８０年， 当时他的疝气已比较严重，影响走路，准备在贵阳四十四医院动切除手术，终因年老未果， 回柳后即未再来筑垣。据李骏回忆，这次曾与筑友合影仍保留到今， 乃一帧珍贵的纪念品。集邮联“一大”阎老被选为代表， 亦因病未能出席，不仅是阎老终生遗憾，作为到会的许多老朋友， 不能晤面欢聚，也被和阎老神交数十年的邮友们引为一件大憾事。

３５．遽归道山

　　阎东魁先生（１９００～１９９２），山东德州人， 有鲁君子之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即开始集邮，是“甲戌邮票会”创办人之一，也是《甲戌邮刊》在柳州维持出版到停刊的当事人， 可说与“甲戌”共存亡。１９９２年９月３０日他因病故于柳州寓所，遽归道山， 令人无限怅惘，万分悲恸。他一生收藏丰富，曾告我有两部邮集，一是华邮新票集，一是商埠邮票集，“文化大革命”前存放在敦忠处， １９６６年上交南宁有关部门保管，并取得收据。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索回邮集事曾多方奔走交涉，亦曾来信问计于我，终因人事变迁，未能完壁归赵，浩劫难逃，也是阎老拳拳于怀者。

　　一次他来贵阳，带来“干支日戳集”。厚厚一册，请我欣赏， 并从我的邮集中选去几枚干支戳，以及与干支戳形同的日戳，因他以干支戳为经，亦广集与干支戳同型戳为纬。在邮集前有许多扉页， 请邮友题词，我一时兴起也题了两句：“干支八年穷毕生之力，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以赞美阎老集戳的不懈精神，可惜这部别具意义的邮戳集亦毁于“文化大革命”中。他曾撰《中国商埠邮票史》， 亦因实物资料不知去向，未能完成所著，乃研究商埠票一大损失。 他得知我存有５种福州商埠票的全张，曾来信商借，老友需要研究，我立即扫数邮寄于他。当研究后退我，并告之在版式上弄清许多问题， 深深表示感谢。

　　阎老与郑汝纯先生情谊深笃，有管鲍之交。 １９３９年２月４日日机轰炸贵阳时，汝纯先生之弟及妻儿老少，惨遭日机杀害， 葬在贵阳郊区三桥附近，先生本人适在湖南公干幸免于难。因年代久远， 加之未立碑记，墓地何在，无法确定，但阎老每次来筑， 都要到三桥一带访问父老乡亲，虽奔波数年仍未获结果，但精神感人， 使我终生难忘。１９８０年郑汝纯先生在京去世，阎老悲恸欲绝，茶饭不思， 并在寓所设灵堂家祭，此情此景在吾辈中恐鲜见也。 同时编印一册《纪念集邮家郑汝纯先生》的文集，广赠邮友， 为邮界留下一份珍贵史料而受人无限尊敬。

３６．延陵赵老

　　一提起赵老，他的慈祥和蔼的音容立即会浮现在我们眼前。 其一笔颜体遒劲苍老，也令人望而生敬。 他为人题词喜在姓名前写上“延陵”两字。延陵是一个古地名，为春秋吴季札之封邑，即今江苏常州市，在我老家丹阳市西南。 赵善长先生（１９０３～１９８９）是常州人，故以延陵古郡自封，是我国老一辈的集邮家、邮学家， 早年毕业于汉口法文学院，长期在铁路部门工作，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开始集邮。赵老最大功勋是与王聘彦、李弗如、 阎东魁等创建“甲戌邮票会”，从１９３４～１９４９年，历经１６个春秋，在郑州、西安、 开封、柳州广播集邮种子，撒遍九州，起着舵手的作用。１９８２年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常务理事， 实乃名至实归。

　　大部分老集邮家都在集邮联成立后方有机会相会。 在这之前的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我在贵阳相识郑汝纯、王劳生、解慕愚、莫星白、 姜士楚、吴乐园，他们曾经过贵阳，是否都相见已回忆不起。 解放初北京邹毅来中医学院造访过我，居洽群到贵阳之日，曾寄我一名片， 等我按址到招待所拜访时业已他迁，如参商运行，失之交臂。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与阎东魁相会在金筑； ７０年代因去南京参加中国药学会学术会议，顺道回丹阳小住，有机会去苏州陶梦菊， 无锡拜会孙君毅、窦莲荪，常州赵善长，镇江杜君石。印象最深的是到常州， 下了火车已１时，找到赵府，其老伴告之刚去看电影。 大嫂知我尚未用午膳，立即入厨张罗，霎时菜饭齐备，一面进食，一面交谈， 因上班时间快到，嘱我在家中等候。一个不速之客，放心把家丢给我， 知我者赵大嫂也。当赵老返家我趋前自我介绍，他欣喜万分，热烈与我握手。 神交快４０年，一旦相见，快慰莫名，可惜上车时间快到， 匆匆晤谈１小时许，只能起身告辞，依依惜别。赵老要送我到车站， 我坚决谢绝集邮联成立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多了起来，不幸， １９８９年９月２６日，赵老在徐州会议上发病，抢救无效，不治而逝，哲人其萎， 人天共悲。

３７．中华港版

　　在拜访许庆民家中的交谈中， 我告之曾以港版中山像元数票向上海五洲邮票社换得数千枚外邮的逸事，他甚感兴趣，相约改日来我处参观，并准备选几枚港版元数票。

　　几天后，许邀约任善震联袂来访，先参观我的外邮。 我抱出两大册，他俩分别各翻一册，然后交换欣赏，认为我以国家分类， 以年份为序的方法很好，对我所印的活页贴票片亦加赞美。 他俩虽不集外邮但欣赏兴趣甚浓。参观毕，我将一盒港版元数票拿出， 他们对各种面值选了三几枚。接着索阅我的国邮，薄薄一本， 与西邮相比乃小巫见大巫也。当他们看了我集中的港版票贴得很乱，没有分版， 便现身说法，对我进行指点。我当时虽已能分别三版的帆船票与单双圈票， 但对新出的港票尚朦胧不清。 他俩告之港版中山像分中华版与大东版两大类，中华版为粗齿（１２．５度），大东版为细齿（１４度）， 容易区分。其中中华版比较复杂，可分空心半纽、空心全纽、 实心粗齿、实心细齿５种（当时中华有水印票尚未出）。 当谈到空心半纽有１、２、５元３种时，任君从衣袋中取出袖珍邮册， 用邮票镊夹出一个５元四方连新票，告诉我最上端的两侧小长框中无垂直线， 形成空心，中山服衣纽只有半圈。又从我的旧票中取出１、２元，仍为空心， 但衣纽已画成全圈，是为空心全纽，全套即此两枚。实心粗齿， 即空民处布满了垂直线，全套有２、３、５（绿）、５（橄绿）、８、 １０、１５（红）、１５（豆沙）、１６、２５分１０种， 元数票为１、２、５、１０、２０元５种，全套为１５枚。其中２、 ８分有修饰版，单独列为一套，２分者修饰“２”字， ８分者修饰上端的“花纹”，实心细齿有２、５分和１、２、５、１０元６种， 系在大东书局打孔的，齿度１４，故称细齿。习惯将空心两种称“港中华一版”， 实心粗齿、修饰版、细齿合称“港中华二版”，有水印人全纽、 破纽的元数票称“港中华三版”。这样一来， 使我对港版中华各版票弄得一清二楚，真所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３８。门庭若市

　　由于许庆民、任善震两君的过访， 了解我有很多港版元数的信销票，于是一传二，二传四，四传八，许多筑市邮友闻讯接踵而来，我是一律欢迎，来者不拒，拿出纸盒由他们自己挑选。 因为一般集邮者都只能从信函中去找信销票，大都是分、角面值的， 大面值的票很难遇到，因之我的港版元数票一时成为筑市邮友关注的焦点，纷纷来求，这样使我认识了许多新邮友，真正是“以邮会友”了。

　　在新中国成立前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６０年代， 集邮多以旧票为主，从收集难度言，旧票比新票要难得多，特别是少用的面值和高面值，而新票只要经济负担得起，可以向邮局购到。 如今出现古典邮票或５０年代时期的邮票，新票都很贵。

　　集旧票要集得品相好的比较难，集四方连的旧票尤难。 抗战时期供职重庆交通部的赵翔云乡兄（我俩都是丹阳人），他收集全套的港版四方连旧票，来信要我代为物色，其中空心半纽是第一版所印， 数量较少，单枚的也难遇到，何况是方连。 天下事常常有“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巧事。一天，忽有一人持空心半钮两个四方连旧票欲与我交换， 条件是每一个方连交换一套《庆美１５０周年纪念邮票》。我立即取出两套庆美票换下，票的品相上乘， 戳清无损伤，看起来非常舒服。我即邮寄赵兄，他收到后既感谢，又高兴。

　　中华版２分、８分都是很普通的常用低面值票， 从叫思想上认为可以垂手而得，其实在配套时往往会有此无彼，或有彼无此，故也常常收到邮友来信征求， 所以在某一套邮票中往往有一二枚存世量较少，使配套产生困难。

　　在新中国的普票中，包括改值票，就有不少套有这种情况， 变成组织邮集的当门槌，这种难觅之品，你也想求，他也想求， 粥少僧多，价格越来就越贵，有复品的人，也不愿轻易脱手，待价而沽， 希望以“邮”谊为重，多结邮缘。当你对某一枚票求之多年，一旦获得， 连觉也睡不着，可说是集邮的真正乐趣所在。

３９．集邮小组

　　贵阳青年会小卖部陈列邮票出售，引来一些集邮的人， 互相传布，熟识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在摆谈之中，都感到有组织起来的必要，可以广交邮友，增进友谊，切磋邮识，交换邮品，传递邮讯等。

　　１９４２年６月间，由青年会干事惠全安牵头， 用邮票拼成一个广告──“征求集邮同好”，引起了筑邮人的广泛注意，前来青年会登记的已超过３０余人。是月２８日， 乃由青年会出面柬邀在贵阳的邮友举行茶话会，乃成立了“青年会集邮组”，每周活动１次， ７月５日与１２日如期集会，甚感有益。在深入交换意见中，认为有必要独立建成一个邮票会，可以对外开展联系。于是由许庆民、任善震、 郭润康３人领衔发起，征集了３０余人签名， 定名叫“金竹邮票会”。７月１８日向当时主管人民群众团体的贵州省社会处申请登记。８月１４日获得批准，并正式成立， 是日借新生活运动促进礼堂召开成立大会。

　　上午筹委会的同志都已齐集会场， 在谭敏余（时在该会工作）的带领下，分头布置会场，装挂展品，分国邮、西邮两部各占一室。为了扩大影响，在大门口听马路上空，正当金锁桥桥头， 横悬巨大红色布标，上书“金竹邮票会成立大会”，临风招展，醒目引人， 还贴出欢迎参观邮票展览的海报。

　　下午２时，成立大会在会员到齐后宣布开幕。 首先由主席许庆民报告筹备经过，旋即讨论会章，顺利通过后，乃进行理监事的选举。 结果选出许庆民、任善震、郭润康、严澄孚、陈家骧、谭敏余、 龚其康７人为理事，黄干民、乐景武、高澜波为监事。成立大会时，省社会处、 贵阳《中央日报》社均派人和记者到会祝贺。邮票展览从下午２～５时开放，除会员观摩外， 还引来许多路人入内参观，既是成立大会一桩余兴，也起到宣传集邮的效果。

４０．金竹邮刊

　　《金竹邮刊》是“金竹邮票会”的会刊， 于１９４２年９月２０日创刊，当年出两期为第１卷；１９４３年第２卷，发行６期，为双月刊；１９４４～１９４５两年，即３、４卷，改为月刊， 各出１２期；进入１９４６年为第５卷，截止该年６月底发行３期后而终， 先后共版１～５卷３５期。

　　《金竹邮刊》是３２开书本式，形式虽小，内容则丰， 为当时抗战大后方比较有影响的邮学刊物。当时后方物质条件极差，皆系土纸印刷，但由于有许多名家为之执笔，如吴乃器（凤岗）、张文光、 杨世昌、阎东魁、万灿文、钟笑炉、陈志川、赵翔云、王劳生、 严西峤、赵善长、党恩来、黎汉生及当地的众多会员，均有力作为《金竹邮刊》争光。

　　在《金竹邮刊》上的重要文章很多，略举一二， 以示一斑斑：《港版图父像票之分类》、《小全张邮票史略》、 《港版烈士票之暗记》、《汇兑印纸发行史略》、《我国邮政之三个时期》、 《记甘肃涂改五角票》、《烈士像票版式之一得》、《谈谈万寿纪念票读后》、 《集邮的工具》、《正集、专集、副集、副叶》、 《甘肃改作二角票之研讨》、《限滇省贴用邮票史略》、 《侵害邮票发售权之制裁问题》、《关于西藏邮票之鳞爪》、《福州临时中立票之评述》、 《古票释义》、《通信秘密与邮票检扣》、 《新疆置邮始未及限新票拉杂谈》、《英国黑便士票》、《帆船北京老版票之研讨》、 《搜藏国邮论》、《各国航空邮票的标识》、《表明中信铭位记位之理论研讨》、 《我国之快递邮件》、《工部大龙与海关大龙之比较》、 《吾国历次改值票发行之原因》、《论民初加盖票之成因》、《变体价值论》、 《尼泊尔王国邮票记略》、《国邮变体专目》、《邮票创始记》、 《海关大龙票发行日期之谜》。其中连载的有《邑丹邮话》、 《邮苑琐记》、《邮船》、《闲话西邮》、《茶室漫谈录》、《随笔》、 《一个新进邮人的自供》、《邮学辞林》、《和平集》等。每期邮讯， 尤具特色，均分类报导。可说佳文累累， 为研究“三史”的重要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