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郵戳在极限郵集中的運用

選自《天津极限》2000年第1期） 郵戳是极限明信片的眼睛，也是极限郵集研究的重點。所以，我們組編极限郵集時，要重視极限片上的各种郵戳，其理由是﹕ 一、研究极限片時，郵戳的研究是三者之一，必不可少的，否則也就談不上“极限”了。 二、郵戳是圖畫明信片和郵票形成极限的結合點，不同的郵戳蓋銷郵票制成的极限片具有不同的效應。制作极限片時，明信片圖案与郵票圖案的對位是至關重要的，那么即要与郵票圖案相關，又要与明信片圖案相關的郵戳的重要性更顯突出。 三。郵戳的清晰程度決定每一枚极限片在郵集中的地位。比如一枚T38《万里長城》中60分面值的“長城之冬”极限片，哪怕是首日制作，如果該片郵戳上的地點和時間模糊不清，還不如將一枚銷九十年代清楚日戳的同圖极限片展示在郵集當中。郵人常說郵戳不清的极限 片是“非佳片”，筆者認為，戳不清者猶如廢品。 關于在极限片制作時銷何种戳為好呢？ 同樣是普29〈万里長城（明）》的“慕田峪”极限明信片，其所銷的郵戳有慕田峪郵電所普通日戳、 1998年啟用刻有“慕田峪”景名的風景日戳以及北京怀柔郵電局為慕田峪長城郵票首發而專門刻制的紀念郵戳。針對郵票圖案，不少人認為銷日截和紀念郵戳的极限片為好，而不贊同銷風景戳，原因是風景田戳上圖案不是郵票表現的箭扣長城，而是慕田峪城關段城牆（圖1）。筆者認為這個觀點不全面，因為風景田戳上刻有北京怀柔”和“慕田峪”，慕田峪是景點，卻又是眾所周知的地址，而且風景戳又是在慕田峪使用，有何不可用它銷票制成极限片？只不過戳上的風景圖案浪費罷了。如果是一部研究郵戳的极限郵集，那么諸如銷‘慕田峪”風景日戳的极限片就可以在這种郵集中一展身手了。 臨時郵戳是為配合某項活動而設立的階段性、臨時性郵政業務刻制啟用的郵戳，他往往帶有紀念性質。就臨時郵戳本身而言，無論郵戳質量如何，戳的材質如何，其“身价”在日后不言而喻。譬如表現金山岭的极限片，普28金山岭郵票發行時灤平縣郵電局刻制了“金山岭（臨）”戳（圖2），普29郵票發行時又有同名臨時郵戳可制极限片（圖3）。毋庸諱言，与同時啟用的同名風景日戳和地名日戳相比，臨時郵戳制成的极限片优勢更大，因為超過了時限，臨時郵戳是要封存的，而無法再使用。又由于不是每一种新郵發行時，原地郵政局都會刻制臨時郵戳，所以臨時郵戳是“可遇不可求”的，一旦我們遇上了，則非抓住不可。臨時郵戳為我們制作极限片提供了新領域，使我們在編組极限郵集過程中，增添了研究的內容，尤其是老式郵戳停用、新式郵戳啟用后，极限片制作用的臨時戳种增多，我們可以利用這些規格不一、戳質遇异。文字多樣的郵戳制成的极限片編組各种研究性的、專題性的极限郵集。比如編組一部使用臨時郵戳制作的极限片郵集，就能夠体現制作難度及其珍罕性，丰富极限世界。 紀念郵戳具有實效性，具有与郵票緊密相關的特性，如1998年發行《故宮与盧浮宮》郵票時，北京分別刻制了新的“故宮”風景日戳和以故宮銅獅為主圖的紀念郵戳，孰优孰劣，一制見分曉﹕以故宮銅獅明信片為載体制銅獅极限片，銷銅獅紀念郵戳為优。制故宮建筑极限片時，則銷新式“故宮”風景日戳較好。有人制銅獅极限片也銷“故宮”風景日戳，筆者認為也可，但顯得太牽強，极限程度不夠，若是极限郵集需用銅獅极限片，則非銷紀念郵戳莫屬。 在郵戳的使用上，還有一种情況需探討，即要展示、研究的那部分是郵戳，但該极限片与郵集的主題不甚相關，同專題郵集中對郵品進行傳統研究一樣，如在极限郵集《石頭》中，有“地名”一節，极限片的票、片并不是石頭類，而展示的是以石頭為地名的极限片，如 “石板”、“石頭”、“石鐘”。‘形石”等，1994年湖北宜昌印制的“鱷”极限片，片中臨時戳地名是“三塊石”，曾對“貴州民居”有銷“貴陽石板”郵戳的极限片，1996年中國和圣馬力諾聯合發行的《古代建筑》极限片中，圣馬力諾“城堡”片中雖不帶有石字，但 因為“圣馬力諾”語意是采石公社，城堡全是大方塊石筑成，票、片、戳与石有關等。极限片僅利用郵戳，這樣的极限片是否可以展出？按照專題郵集的做法，筆者認為能夠入集展出。不知此觀點能否成立？ 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