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郭润康老先生的《集邮传真》电子版！

１．龙头本票 　　我是江苏省丹阳人，８岁那年（１９２５年），母亲去世， 两个弟弟夭折。父亲中年丧偶失子，悲痛可想而知， 于是将我寄养在三叔父家，小妹素娥寄养在姑祖母家，便只身远游，外出谋生。 我到三叔父家后，一住就是７年，并改称叔父母为寄父、寄母。 　　我叔父在本县的大隆绸庄任司帐。 这是一家在当地收购“线春”（即绸子），然后批发给上海、南京、苏北、安徽等地的绸布店， 故经常要与各地客户有书信来往。每月月底，特别是三大节（端午、 中秋、春节）来临之前，要寄帐单，信件多时， 寄父就叫我帮他贴“龙头”（即邮票）。他拿出来的是小本本，上面夹有１、３１、 ５分等面额的邮票，用时撕下。“龙头”图案是一只扬帆顺风前进的帆船。 　　这种邮票小册子，封面有黄有绿，绘有简单的稻穗图案， 中写《中华邮局邮票册》的名称，并不太美观。“龙头”用完之后， 封皮就当废纸丢了。我寄父所备邮票小册子存在抽屉中，行囊中也放有， 因他经常外出催收货款，旅行时使用方便。 这是我童年时对“邮票”的印象。我当时年幼，未闻有集邮之事，父辈们也不懂集邮， 由于启蒙乏人而与“方寸”无缘。 　　邮票俗称“龙头”，这是沿袭清朝龙图邮票而来， 而“龙头”又起源于“人头”之称。到１９９５年之后，清朝已亡了多年， 龙图邮票亦在通信领域里绝迹，但在我的家乡仍然流行“龙头”的叫法， 可见习惯势力的顽固。 　　时至７０多年后的今天， 如果翻阅一下《中华民国邮票目录》就可以知道，北京一次帆船的小本票有６种，二次帆船的有８种， 加起来是１４种，目录上标价都是以数千元计。 我寄父用的应是新版帆船票，当年弃如敝屣的小本票封皮，如能保留几枚， 即使是一个空壳，也是值价的。 　　我集邮近６０年，自己没有集藏过龙头本票封皮， 也未在邮友的藏品中一识庐山真面目。 ２．私塾生活 　　我６岁启蒙，启蒙老师是林子余先生。他是一位满清的秀才， 与我家相邻，故而我拜在其门下。记得第一天上学， 要给孔夫子磕头，要请老学生每人一杯花生桔皮红糖水，就算正式入学了。 直到１５岁出门当学徒，十年寒窗，都是之乎者也。 当年我县有一所鸣凤小学，气派很大，称为“洋学堂”，读的是共和国新课本，但学费较昂， 我的父辈中只有寄父上的是洋学堂。 　　在私塾读的书不少，有《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 、《大学》、《中庸》、《孟子》、《论语》， 后来增加了《幼学琼林》、《秋水轩尺牍》，后期还读了部分《左传》、《诗经》。 由于老师的水平不太高，只重背诵，不重讲解，显得枯燥无味， 可谓典型的读死书、死读书，当然没有像科举时代的读书死了。 其中只有《幼学琼林》与《秋水轩尺牍》，用四六骈体写作，读起来多少有点兴趣。 　　我的童年在旧中国一个闭塞的小县城里度过，生活单调、 贫乏，不过打弹子、放风筝、捉蟋蟀、踢毽子、捉迷藏而已。夏夜乘凉， 听听大人讲故事，偶尔欣赏到街头卖唱的琴声。只有过新年， 信佛的伯母要去烧香，带我们去逛庙会，可以欣赏到猴戏、武术、 木偶表演，也可看看西洋景等。还有许多零食，花上几个铜板， 就能品尝到酸甜咸辣的小吃。最有意思的就是在庙中吃斋饭， 每人交银毫一枚（二角），可吃到一餐“罗汉菜”，每桌８人放四碗，两人对角享受１份。 菜是用１８种素菜，一层层往上堆成，取义１８罗汉而命名， 味道非常好，一下子能尝１８种佳蔬。 　　童年唯一的文化生活是集香烟画片。 旧日的香烟每包都附有一枚画片，图案众多，有故事、鸟类、生活用品等。 这种画片具有招徕顾客的宣传作用，有的烟厂还做广告，如集齐一整套， 可以兑换一辆自行车，所以大人小孩都热衷于收集。可是“南柯一梦”。 　　香烟画片也可互相交换，与交换邮票的方式一样， 这可能为我后来的集邮起了触媒作用。 ３．五洲药房 　　１９３１年，时年１５岁。 当时我父亲在安徽蚌埠天纶绸布庄任职。他也是１５岁那年到常州一家绸布庄学业， 因此一生即从事这个职业，后来他又在大的织布厂工作，故从纺织、 印染到成品都集累了丰富的经验。因之在绸布行业中师兄师弟很多，加上同事也多， 人缘很熟，故已为我在南京找好一家绸布店当学徒，有断承父业之意。 当他到蚌埠后，与上海五洲大药房蚌埠分店经理韩焕卿先生相友好， 于是改弦易辙，将我荐至五洲药房。 　　这年夏天，父亲由蚌埠来信说，不久将托人来接我。一天， 果然有人到寄父家，原来就是韩先生。我随他乘火车到南京下关， 然后渡江到浦口，时已天黑，因江淮流域洪水肆虐，水已淹及道床， 只露出铁轨，夜间不敢行车，在车上守了一夜，天明后车轮才启动， 怕路基不固，车速甚慢，如遇险情，则停车等待，可说开开停停。 从车窗眺望，只见汪洋一片，庐舍尽墟，房子只露房顶，树木只见树梢， 有一个屋顶上还有一条狗在吠叫，盖人已逃生或灭顶。 车至蚌埠还是大雨滂沱，坐了人力车到我父亲工作的地方。他自母亲去世后， 一直在外自谋生计，偶而扫母亲之墓时回家一趟，见我到来万分高兴。 与父亲同住一周，他带我到淮河大堤上领略波涛汹涌之势， 到淮河铁桥下欣赏长虹的雄姿，去蚌山登高远眺蚌埠市容，到船塘参观面粉厂。 　　在店中许多人相熟，他们说， 你爸爸是经理聘请来的高级职员。我问什么叫高级职员，告之，凡店中进货时要由我父亲鉴定质量， 他只要看一看、摸一摸就能正确评出等级，故为全店职工所尊敬。 他还兼任一个专职工作，凡职工购绸布自用者，亦要由我父亲剪裁， 因之不担任日常工作，故有时间带我去玩。 一周后父亲送我到五洲大药房学业，因是公司组织，没有封建的陈规， 只向经理鞠一个躬即作为拜师，名曰“练习生”。但我父亲还是备一席酒欢宴店中职工， 称为“拜师酒”。这一节没有一个“邮”字， 但铁龙帮我驶向了“集邮王国”。 ４．初涉邮票 　　当我离开家乡时， 所存的许许多多香烟画片就留下给弟妹们玩，可说空手到了蚌埠。 　　进店以后，渐渐了解情况，当练习生工作不多， 每月早晨开门之前，要将店堂抹拭干净，比较重的活路，如上下门板、拉铁门等， 有大师父承担。平时在店堂学习业务，学习药品的名称、功能、 厂牌，了解药品的价格。为了学习外文，店里还请来一位英语老师， 每天晚上售课一小时。遇上寄信寄包裹则到邮局跑一趟， 有时为了赶班车，就将信送到火车站月台上的信箱，等火车邮局开箱。医院、 企业打电话要急需某种药品，就立即送药上门。每天有一件例行的工作， 是将来信一一登记，送到经理室；要回信的，经理就叫我誊写发出， 因之天天要与信件和邮票打交道。 　　来信最多的是总公司分庄股与批发股，几乎每天有信， 还有各兄弟分店的来信，客户函购的来信，国外的如英、德、日、美、 荷兰等药厂寄来的广告、新药说明书、杂志等。 我看到上面贴了各种花花绿绿的邮票，很是好看，引起我的欣赏兴趣，虽觉得比香烟画片小， 但色彩图案却引人入胜，于是就产生收集的念头。 初时从封上将邮票撕下，常常撕破。鉴于胶水、浆糊入水能溶化，于是带纸剪下， 浸泡水中使邮票自然脱离纸片，获得完整的邮票，好象是发现新大陆， 大喜过望。 　　当时，我收集邮票并未意识到这就是集邮， 仅是一种爱美心理的趋使，一种自发行为。 　　进店第一个春节来临之前， 经理安排了工作──打扫卫生（俗称掸尘）迎新年。 他吩附一位师兄与我负责打扫一个贮藏室（平时很少进去）。我发现室中有一个大如方桌的木箱，揭开一看， 满满一箱都是帐册和信件。师兄告之，这些是1919 年开业后最初十来年的东西，后来信件帐册太多，就没有再这样保管了。卫生打扫完毕后， 我就选了不少大型纪念邮票，还有我未有的帆船票，带回寝室整理， 一下子收集到这许多前所未见的邮票，欣喜若狂。 ５．邮票剪字 　　五洲大药房是一个组织很严密的股份有限公司， 有一整套的管理方法，在全国很多大城市都设有分店，如天津、济南、芜湖、 九江、汉口、蚌埠、广州、成都、贵阳等。为了做到有效管理， 提高职工爱厂（原设五洲制药厂，后收购德国人经营的肥皂厂， 改为五洲皂药厂）、爱公司的意识，总公司制定了公司色（绿色）、 公司旗（绿色中绘地球）、公司训（精诚），还制发圆形徽章为职工佩戴， 以提高职工的荣誉感。 　　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报刊连篇介绍日本丰田、 松下等企业的管理方法，我读后感到与我在五洲药房工作所经历的大同小异。 　　我将大木箱中积存的旧封上的邮票剪下，经过清洗整理， 贴入册了中，不少重复的我就不要了，觉得弃之可惜， 就挥毫写了“精诚”两个大字，将重复的邮票贴在笔画上， 然后根据字迹剪成了“公司训”，并用镜框镶好， 挂在我的宿舍里（我单独住在经理室套间的外面一间，其他职工师兄住在集体宿舍里）。晚上无事， 师兄们喜欢到我房中闲谈。我还收集报纸、杂志及购置一些图书，供他们阅读。 当他们见我挂在墙上用五色缤纷的邮票剪贴的“精诚”二字时， 啧啧称好。第二天经理上班，过我宿舍也大加赞许。 　　“精诚”公司训是要求全公司职工“学业要精益求精”“为人要真诚忠实”，从思想上树立职工的信念，为公司的发展做贡献。 　　1932年起，来信中帆船票渐渐少了， 印有孙中山先生头像的邮票日益多了起来。孙中山是一位伟大人物，自然引起我收集的兴趣， 不久又收到其他人像的邮票（即北京版烈士像票）， 因不知他们的姓名，我就连同孙中山像邮票分别按面值大小贴在册子上。 同时也偶然收到少量的《谭院长纪念邮票》、《新生活运动纪念邮票》、 《中华邮政开办四十周年纪念邮票》等大型纪念邮票，也不知一套是多少枚， 收到的大抵是2分、5分为多偶见角数者。 ６。芦沟烽火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向宛平县芦沟桥进攻， 我驻守的二十九军一个团奋起抗敌，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第二天， 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号召实行全民抗战。8月13日，日军又向上海大举进犯，同年12月13日日冠占领南京，进行了灭绝人寰的大屠杀， 在短短一个月里，死于日军屠刀下的中国老百姓逾30万人，惨！惨！惨！ 　　蚌埠是津浦铁路要冲之地，日军占领南京后过江向安徽进犯， 蚌埠风声鹤唳。根据上海五洲药房总公司的电令， 蚌埠分店向后撤退，全店同仁乃携货包船沿淮河向颖州（即阜阳）转移。 我除了随身衣物外，只带有一本邮票册和上海五洲大药房十层大厦落成纪念册， 而集存大量的报纸、杂志、图书尽都留下。在颖州住了一个月， 春节过后蚌埠沦陷，返回无望，又乘船前往漯河。时值隆冬，遇降大雪， 船到太和县，因搭有浮桥供军用，等部队过完后才拆去，故走走停停， 千把里路走了一个月才到漯河。于是登岸，搭火车去武汉， 大约也有千里，朝发夕至，当天就到了。 　　到了武汉，总公司来电，药品全部移交给汉口分店，经理、 会计到沪述职，其余职工发给生活费暂时返乡，听候安排。 我因返江苏无人作伴，就留在汉口分店工作。 　在汉口分店，我第一次遇上一位集邮者，名林良斐。 他翻看我的邮册，外票近200种，中国票为帆船、中山像、烈士像和少量的纪念票。他参观后说：“你贴得杂乱无章，如帆船票要分伦敦版、 北京老版与新版；中山像要分双圈与单圈，烈士像共有12枚6位人物。”他指点我区别的方法，全套的枚数，使我茅塞顿开。 外国邮票我是按国家和地区贴的，因只有十多个，还算马马虎虎，能对号入座。 　　他说：“区分版式是很重要的，即可正确的分类， 又是研究邮票的手段。”最后，他指着我册中的邮票想要几枚。 我告诉他重复的就不要了，他连说“可惜！可惜！”并告我多余的叫“复品”， 不应该丢了，留之可以研究与交换。 ７．盲人瞎马 　　听了林良斐的一习话之后，大有胜读十年书之感，心绪澎湃， 思潮汹涌，自叹运蹇，未遇一位邮友， 深深体会到集邮需要有人指导，有人帮助才会进步。 　　我1931～1937年集了7个年头的邮票，截头去尾，也整整六易寒暑。在这6年中，闭门造车，茫茫邮海，没有机会遇上一位知音。那时，上海的中华邮票会和杭州的新光邮票会都已在1925年成立，1934 年甲戌邮票会也在郑州成立。我是天天看报的人， 也没有在报纸上读到有关邮会的消息。近在咫尺的大同邮票会，也在1933年9月1 日成立，这是安徽省第一个集邮团体，比甲戌邮票会还早一年成立， 可说与“三大邮会”在一条跑道线上，可惜缺少宣传，未能扩大影响。 我在蚌埠同属一省，也是信息闭塞，没有能够参加， 因之该会发行的《邮话月刊》更是缘悭一面。 　　大同邮票会的宗旨是：“联络集邮同志，研究邮识， 交换复品，报告新邮，出版刊物。”这些都是我感到非常需要的帮助。 而该会会员分普通会员、进步会员、研究会员、永久会员四种，其中进步、 研究两种会员别开生面，富有特色， 而研究会员类似目前邮会中的学术委员，甚具远见卓识。该会发行的《邮话月刊》，谢慎修主编，只出了1～2期。 后来我定居贵阳收集各种早期邮刊，也只征得一份，弥觉珍贵。芜湖大同邮票会的成立，是历史赋于它的使命， 可惜未能扩大活动，随着抗战的烽火而湮没无闻，没有能与中华、新光、 甲戌并驾齐驱形成“四大都会”而光照我国邮坛，回首前尘， 实在令人万分惋惜。 　　在成语掌故中有一个肓人骑瞎马的故事，可想而知， 人与马都是瞎的，就看不到前进的正确方向， 用来形容我的闭门集邮再恰当不过了。 　　执笔至此，使我看到当前的青少年集邮，有家长支持、 老师辅导、老集邮家指点，更有各地集邮协会的组织活动，是太幸福了。 ８．贴票方法 　　在武汉五洲在药房工作时， 幸遇林良斐先生对我的集邮多加指点，可说是我第一位集邮启蒙老师。随后我又参观了他的邮集， 不仅语言上顿开茅塞，而且大开眼界，欣赏到许许多多我从未见过的邮票， 特别感兴趣的、启发很大的是贴邮票的方法。 　　我贴在册子上的邮票，是用胶水固定在本子上， 如果要移动或取下，就得从册子中连纸剪下，重新浸洗脱胶，故十分麻烦。 而林君的贴票方法，是利用一张小小的带胶的纸作媒介。 这种纸一面刷有胶水，如同邮票有背胶一样，叫做“胶水纸”。 用时将胶水这面向外对折，或折成一端占1／3，一端留2／3。 贴票时先润湿一面贴在邮票背面，然后在润湿另一面，贴到邮册上。这样邮票与邮册不直接粘连， 通过胶水纸形成过桥，间接相连，如果想要移动， 只要从本子上轻轻撕下，又可以重新贴到其它邮册上，非常方便， 确是一种科学的贴票法。 　　高级的胶水纸，从邮册上揭下，只留下轻微的痕迹。 林君接着又告诉我，利用胶水纸有两种贴法， 一是将胶水纸贴在邮票背面的中部，此法固定的性能好，但不能反看背面； 一种是将胶水纸固定在邮票背面上部沿齿尖处，贴入册子后，可以翻看背面， 但如不慎会伤及齿孔。对于票幅大的邮票以贴在中间为好，否则固定性能差。 　　如果买不到胶水纸，可以利用有背胶邮票的边纸代用。 其缺点是纸张较厚，若受重压则邮票正面会显凸痕。因之邮集宜直放， 不要平放，更不要几本邮册相叠。 　　到了贵阳之后，我就将邮册大动手术，全部洗下， 采用胶水纸的先进贴法，但一时购不到胶水纸，我就动手自制。 我采用桃胶为原料，加水浸渍制成浓度适当的胶液，加少许苯酚为防腐剂， 选用半透明的白纸，四角固定在玻璃上，然后用排笔将胶薄薄刷上一层， 干后取下，借用照相馆裁切刀切成小片即成，倒也解燃眉之急。 ９．告别武汉 　　方期能在汉口分店，多与林君相处，随时讨教。因南京失陷， 川贵商人转向广州办货，于是广州分店业务量大增， 乃向上海总店请求调人支援，上海职工怕日机轰炸，不愿到广州分店， 于是电嘱汉口分店支援，我在其中，只好匆匆向汉口告别。动身前夕， 我去中山公园一游，以留鸿爪；又只身渡江一瞻驰名的黄鹤楼。 离舟登上蛇山的黄鹄矶，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幢方形木结构的楼宇， 内放一些方桌供游人小憩饮茶。黄鹤楼始建于三国时代，历代屡毁屡建， 眼前重建的毫无雄伟气势，与新中国成立后重建的黄鹤楼，其巍峨简直无法比。 幸崔颢的诗尚能背诵：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李白的七言绝句也能上口：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远眺龟山，峙锁大江，俯视滔滔，奔腾东逝， 也能令人触发思古之悠情。 　　我调到汉口分店时，由于老师（即蚌埠分店经理）的推荐， 就分配我担任客户来往信件的回答工作。任务不算太重， 每天将来信登记，根据来信的内容，向有关同志征求意见后，草拟回信的底稿， 然后送到经理处过目，同意或修改后誉清回复。这个工作对集邮很有利， 可以集一些自已所需的邮票。 可惜那时还不了解收集实寄封的重要性，否则收获会更丰。 　　20世纪80年代，我两度重游武汉，有机会拜会了任福田、 姚秋农、姜士楚诸老，快慰奚似。更能重登黄鹤楼，第一次去时， 黄鹤楼刚刚重建成，附属设施一无所有，但宏楼建筑，端庄雄伟， 从入口处仰视，高冲云霄，显得十分壮观。再度游览时， 蒙郭迅同志相邀任福田、姜士楚、姚秋农、刘国霖、洪钧同游，誉为五老同游黄鹤楼。 　　如今，黄鹤楼已登上《中国历代名楼》，入方寸争辉了。再见吧，汉口！ １０．五羊名城 　　告别武汉，登上粤汉铁路的南下火车。当时， 日本飞机每天都来轰炸妄想切断我国的大动脉。故每当有空袭警报， 火车就驶入山洞躲藏，等警报解除再前进。沿途遇上敌机好几次， 难怪上海的职工不愿来内地，盖虚惊频频，性命难保。 火车在开开停停中总算平安到了五羊城。 　　广州是一个光荣的城市，有三元里、虎门炮台、黄花岗、 黄埔军校、广州农民讲习所等历史遗迹，如今有不少已登入方寸之上。 　　广州五洲大药房坐落在汉民北路（现北京路）与中山路交叉的路口，隔壁为中国百货公司，隔街有商务印书馆， 当地叫“财厅前”，因财政厅当街而立故称，是一个商业繁盛的黄金地段， 设有广大路邮政局，寄信很方便。 　　我到广州后，休息一天就上班了，看到店里、 门市批发的生意都很兴隆，为了期发运客户的货，天天加夜班。 这里用双毫（即贰角的银毫子），故一元工资发6枚毫子，等于加工资20％，加上夜班4 小时按一天算，故一个月可得两个月的工资，一个月有4～5个星期， 又得补发4～5天的薪金。而物价比武汉便宜， 所以一有空就去吃零食或冰淇凌，1枚双毫吃一碗腊味饭或莲子汤，非常实惠，冰淇凌有两球、三球、四球的，也不贵，荔枝一个双毫可购1公斤。 　　在汉口分店我负责客户往来信件的处理， 故接触邮票的机会多，稍稍有些收益。到了广州分店分在批发部工作，配货装箱， 工作十分紧张，加上粤店规模大，经营的品种多，特别有很多化验用及诊断 用药品，又得抓紧业务学习。幸遇厦门分店调来一位师兄， 叫罗志勤，曾由厦门分店保送到厦门大学功读，后因故退学， 乃调到广州分店，其英文基础好，他抽空就带我到库房，，根据实物学习英文药品， 了解功能。广州分店职工虽比汉口多两倍，但无一人集邮， 乏人相助，偶而到经理室翻翻，所获甚少，集邮处于休眠状态

１１．梧柳道上 　　五洲药房广州分店为了开拓广西的业务，方便梧、柳、桂、 邕的同行进货，特在梧设立办事处，只有两人主其事。也因业务发展， 人手不敷，乃向梧办增人，我又名列其中， 一天随同其他职工溯江而上。当时广西处在桂系的势力范围，李宗仁、白崇禧当家作主， 对外来人员控制甚严，客轮尚未进入广西边界之前， 在轮船上就得先行办理入境的户口登记手续，到梧才得上岸。 当时客轮售票制度包括伙食在内，船在江上航行，到时开饭，省不少事。船到苍梧， 办事处的同志来码头接我们，事前已做好安排，到了办事处如到家一样。 这里虽说比过去忙，但比之广州分店轻松多了。因无门市部， 第二天师兄徐启禄就带我去江边游泳。这个游泳池是木结构，有底有栏， 半沉半浮在江边，水是流动的，可以擦肥皂，实际是洗澡。天热， 几乎天天去泡。 　　走到哪里都能遇上师兄师弟，因为只要是在五洲药房学业的， 不论在哪个分店，拜哪个为师，都可以按年龄称师兄师弟。 　　清闲不到半月，突然新任务来临，因总公司向粤、汉、蓉3个分店运来一大批药品，有700多件，从香港转到广州，因日机天天轰炸，为安全计乃转移到梧州存放。于是找空房、职系搬运公司、报关。 当时广西境内要抽饷捐税，又要办理纳税手续。 　　这批货物价值20～30万，时蚌埠、九江、芜湖3个分店的经理都集中到广州，准备经港回总店述职， 总公司乃派九江分店经理丁镇南到梧州来主持业务。不料战争吃紧，乃向柳州撤退仍不保险。 总公司乃电令全部人员与药品到贵阳创办贵阳分店。当时军阀割据， 各自为政，广西的汽车不能入黔，因之派我与张菊甫两人到六寨设立转运站， 经过一个多月的转运，直到最后一车我方随车到贵阳。 　　由于迁徙频繁，集邮无法进行， 可惜当时不知税票也有收藏价值，当我完成中转任务后，存下的一大批税票都丢弃在六寨的客栈了 １２．到了贵阳 　　六寨是位于黔桂的边区小镇， 由于抗战后凡去西南的人都必须在这里转车，故一时热闹起来。 我们住在一家贵州人郭绍华开的客栈里，即供食宿，又能堆货。每天的菜都有辣椒，初时怕辣， 吃愦了反而觉得来劲，戏称“辣椒大学毕业”。 　　1939年2月 2日，正是我的生日，从六寨装运最后一车药品出发， 晚上到都匀，剑河上有一座横卧的石桥，附近还有一塔， 我与司机就在桥头的鸡毛店度过一宿。3日一早开车，下午到了贵阳，开进早在白药厂一货栈租好的库房。这里地处郊外，防空较为安全。 晚上贵阳市还在举行防空演习，警报器长鸣，东山的灯笼高悬。 　　第二天早餐后正准备进城看看市容，听见警报声响， 以为又是演习（预告演习3天），不料顷刻之间，机声隆隆，掠空而过，霎时炸弹落在市中心的大十字，加上夹有燃烧弹，浓烟从城中腾空而起， 房屋被毁，居民死伤，昔日闹市化为灰烬， 贵阳人称之为“二·四大轰炸”。所幸我店在城中护国路租用的办事处没有遭炸， 但隔壁院中落了一个哑巴炸弹，没有爆发，乃不幸中之大幸也。 　　到了贵阳之后，经理说我做事细致谨慎， 要我负责库房管理工作，我便在同事们的帮助下开箱，准备上柜药品。 因运到贵阳的药品大都是进口的原料与成药，本厂出品缺乏，总公司鉴于新的分店开张， 没有本厂出品，太不象话， 也失去创立分店的意义（创立分店主要的目的是推销本厂出品，利润高于外牌货）， 于是从上海寄来一批邮包，都是木箱。因要从香港转，邮费较高，箱盖上贴的都是5元、10元面值的票，还有补零的1元、2元票，每件贴有20余枚。 这时正是港版中山像发行期，但20元者尚未发售。平日信上所集均属分数角数者， 见有如此多的元数票，大喜过望。在汉口时受到林良斐的启发， 要集复品，于是我将拆箱的木盖，全部加以保存，准备暇时洗下。 总公司寄邮包是为了创牌子，实际是亏本的，但为我提供了集邮的机会。 １３．收集复品 　　我初邮时，不知道留存复品的重要性，遇到相同的就不 集了，可说是天大的损失。随着时间推移， 收集复品的优越性越来越多了，所以这次上海寄来的邮包，拉开了我集品的序幕，这一步走对了。 　　据我个人的体会，复品有狭义与广义两个方面。 狭义是指相同的邮票，如《中华民国光复纪念邮票》能集到一套新票， 定会有一些不成套的信销票，就是复品了。其中1分、2分、3分低面值的可能会有数十枚、数百枚之多。 　　广义的复品，是指自己不收集的品种，只要遇上也加以收藏， 因属非己所需，我就将它视为复品。比如代封票与代封票的实寄封， 我不收集，一旦碰上，立即珍而藏之， 有机会就赠给专集代封票的邮友。这种复品对我来说，送人是“惠而不费”，而被赠者却视同珍璧。 又比如我过去收集大量中山烈士像的信销票，一位邮友要集一套366天的日戳，一天一戳，就能从成千上万枚的普票中寻寻觅觅， 得以集腋成裘达到目的。这种信销票本身不值一文，但集成一部366天的日戳集，就意义与趣味交相辉映了。 　　自从体会到复品的好处后，我养成了一个习愦， 凡是一见到邮票、封片、戳记，无论有用无用，值不值钱，无不一一什袭而藏， 哪怕是剪下的一个日戳，一枚签条，都舍不得丢弃。这些吉光片羽， 毫无出奇之处，一旦有人看中，却会一登龙门。有一次， 一位邮友来我家找“ＴＰ”字样的“邮资已付”戳， 无意中发现一枚“ＰＴ”的错戳，大为欣赏。数十年来，这个习愦我一直不变， 只要见到与集邮有关的东西，哪怕是一张残纸，一枚破票也不放过。 俗话说“竹头木屑”皆为有用之物 。曾记否， 上海钟笑炉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冲击，被迫劳动，当他扫地时见到一个旧信封也捡起来。那时， 他的珍藏已被抄走，而对集邮未作太多之妄情， 这是老一辈集邮家坚韧不拔精神的发扬。如果我处在钟先生的环境，我也会这样做的。 我一向认为“集邮无罪”。 １４．高值邮票 　　为了适应不同的邮件所需邮政资费，邮票的面值有高有低。 无论何种邮票，收集高面值的都比较困难。 这是因为我们日常接触到的封片，大都是平信资费，所用的是低面值邮票，收集挂号、 快件上用的邮票也不太难，难的是贴国际信函、贴包裹用的大面值票， 原因是机会比较少。广大集邮者所藏大面值的普票，十之八九来自于包裹。 　　新中国成立前，我们集得的北京新版5元票非常多，因当时国家邮政对民信局日益限制，规定民信局所承揽的信件， 要向邮局作总包寄出，故而大量贴用这种5元票。伦敦版单圈5 元票在我的记忆中也很容易觅得，只是品像好的信销票不多，大都来自于包裹上。 这次我集得的港版元数票，也取之于邮包贴用的。包裹用邮，本来有专印的“包裹印纸”，但使用的国家和 地区并不普遍，多以普票通用，故而大面值的普票悉从包裹来。 　　新中国成立后包裹收费办法多有变化， 规定将邮票贴在包裹详情单上，并要对剖剪开，到邮局窗口提取包裹时， 邮局付包后要将包裹详情单收回存档，所以收集大面值票进入困境。 后来又遂渐推广收取现金，不贴邮票了。目前只有小城的会计制度简单， 仍保留贴票的办法，寄包裹不贴，邮电部可节省一笔印刷费用，但也有浪费现象， 如不少小邮局没有大面值票，就整版整版的贴用低面值票。 　　近几年来。这类大面值信销票在都市上有流通，较多的有普13 、普20、普21、普24、。有两种渠道流向社会， 一是邮局销毁单据时被私人截留，清洗后在市场上兜售；二是邮局为了增辟财源， 将包裹单上的邮票带纸撕下，公开出售，有论斤的（如武汉邮局14元1公斤），有论袋的（如贵州安顺、平坝、江苏丹阳）， 因而使我们有机会能以较低价格集到一些高面值普票。无论合法与不合法， 邮人得些实惠。 １５．普票启蒙 　　旧中国青年学子就读时，拜的第一位老师称为启蒙老师。 我１５岁开始集邮时，没有机会遇上启蒙老师， 所以我集邮的启蒙老师不是人而是邮票。 　　我对邮票产生印象是从帆船票开始的，但相逢不相知， 白白地渡过了六七年，脑海里只知道寄信要贴“龙头”，其他一无所知。 　　当我与邮票结缘时，尽皆小小的方寸，长宽约２公分而已。 现在公分统一叫厘米，过去多叫公分，来源于“公制”也。 　　１８４０年５月６日发行的世界上第一枚邮票黑便士就是普票。 世界上２００多个发行邮票的国家， 其第一套邮票绝大多数是普票领衔。老一辈集邮者，在与邮票打交道时多属普票唱戏。研究版式， 涉猎变体，所谓钻牛角尖，也都以普票为对象。我开始集邮， 从信封上集到的是一些外国的、本国的普票，纪念票只能偶而获一。 　　回顾大清邮政，从１８７８年的大龙开始，止于宣统， ３０多年只发行过两套邮票。“万寿”，或称“慈寿”， 是纪念邮票还是普通邮票还有争论。宣统登基清室命运已日薄西山， 虽发行日期为１９０９年９月８日，待邮票从英国伦敦大批运到时， 武昌辛亥革命炮声已经响起，邮票虽美，命运多舛。 中华邮政从１９１２～１９４９年，把纪特、附捐等加起来，不过３５套，一年增均不到一套。 　　普票发行期长，印版多，遇上政体变更、 货币贬值或邮资调整，更是一套接一套，故集普票贵在研究版式，在放大镜下寻乐趣。 　　新中国成立后，邮票发行的思路大大突破旧的格局，形成纪、 特的天下，普票反而退避三舍。从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９１年， 新中国只发行改值１０套，正票２７套，加上普东，普旅３套， 刚好４０整数，平均一年不到一套。但其生命力非常强，许多人梦寐以求， 孜孜探索。１９９３年中华全国集邮展览会上，新中国普票展出１４部， 部部夺金获银，可见普票不普，作为我的集邮启蒙老师，当之无愧。 １６．一张明片 　　五洲大药房贵阳分店经过几个月的筹备，从佃房、装修、 制作一切用具，大约于１９３９年６～７月间开幕， 地处闹市中华路２９９号。这是抗战大后方外地迁来筑城的一个规模较大遥公司分店， 开幕之日，贺宾云集，由于录用３位女职员， 在闭塞的山城引为一桩新鲜新闻。 　　由于新开张，发货工作较忙，我一个人管理五大间库房， 品种有５千之多，所以保存的包裹板上的邮票，一直没有清洗。 　　开张约一个月后，忽然接到一张寄给五洲大药房的明信片。 由于爱好的驱使，每天店中的来信，我都要先翻看一下， 看看有没有我需要的邮票，以便剪留。当这枚明信片映入眼帘， 我的精神为之一振。寄片人是上海五洲邮票社的， 片的背面印有一长串收购邮票的广告，上列品种与价格，如面值１元每枚收购×分，２元每枚收购×分...... 　　我集邮七八年，从皖北、汉口、广州到贵阳， 还是第一次获悉邮票也有商店民买卖，可称得孤陋寡闻。 如果我开始集邮就能与邮会、邮商联系，我的收藏定能有长足的进展。当时我的收入并不太多， 但有一定的购买力，大都花在图书、看电影、看戏剧上面了。 　　更引起我兴趣的是这家邮票社的招牌也是“五洲”两个字。 药房用“五洲”表示经营全球的药品， 邮社用“五洲”表示买卖世界各国的邮票，同曲异工也。 　　这张明信片的飞来，对于我实乃“一石激起千层浪”， 马上想起保留在库房中包裹板上的大批元数票。 平时晚饭后回到库房（当时为了躲 避日机轰炸，库房设在大西门外的罗汉营）， 都是挑灯夜读，看看书报。这天回到库房就将堆放的木盖取出，找来一个大桶， 注入清水，将贴邮票的一端浸泡在水中，每次只能泡５～６块。 这样一天复一天，终于全部洗下，大约清点一下， 有１０００多枚的元数票，于是按面值分成１元、２元、５元、１０元、４份， 以１０元者为多，可说洋洋乎大观。 １７．初试交换　 　　五洲邮票社为什么会寄来征求邮票的明信片， 一定是派人到上海邮局的包裹处，调查了解到哪些地区的商号有大宗包裹， 因之有目的地寄发征购的明信片到相关的单位，从事征求， 这也是经营门道之一。 　　由于我与五洲邮票社过去缺乏交往，它的信誉如何， 茫然不知，抱了试一试的心理，我选了１００多枚邮戳清晰的邮票寄申。 因为明信片上还印有出售中外大型美丽邮票的广告，我就在信中注明， 如收购之后，可以全部折价，寄下各种外国邮票。不久回信来了， 除了寄来一袋外国邮票外，还附了一册《卖品目录》，翻阅之后， 方知集邮还有这么许多学问，真是天外有天，大开眼界，茅塞顿开。 　　该社知我存有大批的元数票，也了解我不要现款， 来信欢迎我继续交换。从该社目录介绍得知该社１９１５年即在苏州创建， 是一个经营３０年的老字号，对该社产生了一种信任感， 于是我将存票各选１０来枚，不论品相好坏，扫数寄往，请他们自己择优挑选。 这许多邮票换什么好呢？ 从目录中获知有现成的３０００枚混合袋票出售，每份３５元，如需４０００枚或５０００枚亦能代配， 价格可以优惠。于是我决定交换一袋５０００枚的混合袋票。 　　回信来了，除选留外，退下３００来枚，认为品相较差， 并同意我交换５０００枚外邮，分１０封信寄我，每封５００枚， 分批寄出，信上编有号码。当收到第１０号时，中间缺了两个号， 乃去信告之，只收到８封，并告之所缺之号，请他们查询，结果没有下落。 因当时上海的信件寄到内地，是由香港转口的，虽属挂号， 问题出在香港，难以弄清楚，就只好如此。 　　我集了快１０年的邮票，外国的不过３００来枚， 现在一下子不花一文钱，换来了４０００枚的各国邮票， 在五色缤纷的邮票面前，我心潮澎湃，心花怒放，愉快的心情，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 全店同仁，都对我的“意外丰收”表示祝贺，虽然他们都不集邮， 却共享欢乐。 １８．五洲邮社 　　五洲邮票社是一家我国较早创办的私人邮票商店， 被誉为国内早期邮商中经营有道而规模具备者的先锋。 主人张景盂先生自幼喜爱集邮，看到信封上的邮票就发生兴趣，乃撕之置于小盒中， 闲中把玩，后因邮识稍增，懂得洗取之法，见票就集。 他又从报纸上读到交换邮票的广告，乃广交朋友，与各地邮友相互交换，藏品日增。 由于日积月累，重复者汗牛充栋，乃仿西洋邮商而下海经营邮票， １９１５年在苏州祥符寺巷开业，１９２２年迁至宫巷蔡汇河头４０号营业。 以邮票为业在早年是很少见的，所以张君的五洲邮票社之创办， 引起乡里亲故之好奇，想不到邮票也可以经商， 特别是已作废的邮票还可卖钱，还有收藏价值。 　　五洲邮票社初设苏州，有一间门面作门市部， 但主要以通讯售邮为主。以经营大众化的集邮品为特色，对提倡集邮起到推动作用。 由于信用称著，交往的邮人甚多，业务甚是兴旺。 １９３８年后因日军入侵，为安全计乃迁到上海愚园路６０８弄６７号营业， 营业一直维持到解放后，可能是到私营工商业改造时期。 先后成立了４０年的邮社 ，对普及我国集邮活动做出了贡献。 　　主人张景盂（１８９３～１９４５），苏州人， 我国早期集邮家，分创办五洲邮票社时年方弱冠（２１岁）， 可说是个非常有远见的人。他的邮识广博，了解各国邮票发行历史与概貌。 他经营邮票固然是要盈利，但不单纯是为了谋生，而着重传播集邮知识， 他编写的《集邮须知》于１９２７年１月出版， 是我国最早的一本集邮入门启蒙书；１９３８年，他又编写一本《邮苑珍闻》，３２开本１００页， 由张包子俊先生作序，介绍世界各国邮票的趣闻趣事， 读来娓娓动听。他还编印了《中西地名对照表》，为集世界邮票者参考。 他还担任苏州大华邮票会会刊《大华邮刊》的主编。 　　张景盂患病期间，五洲邮票社的业务已交由子女继承， 他终因所患胃溃疡医治无效，于１９４５年５月８日有上海逝世，惜哉悲哉！ １９．精美目录 　　自与五洲邮票社打交道之后，大大丰富了我的收藏， 尽管是袋票级的邮品，作为 一种乐趣则是无穷的， 通过整理也增添许多地理知识。这些当时认为低档之品，如果保存至今， 其中有几枚珍品也未可知。 　　同时，我注意收集该社的《卖品目录》， 先后收集到第１０版（１９３３年）、第１１版（１９３５年）、 第１２版（１９３６年），都是苏州时期出版的。我认为这些目录不是一般的卖品目录， 实际是一种“集邮知识入门”的书。现就第１２版作为简介。 目录的第一篇是《珍藏邮票之意旨》，对集邮的意义与目的作了阐述； 第二篇是《研究邮票之程序》，虽所论较简，但亦指出了研究的初级； 第三篇是《本社的历史》，对该社创办过程做了介绍。 其他有邮购章程与注意事项等。 　　目录售品内容分各种混合票（分为１０类）、分国选配票、 中国分类票、各国分类票（约９０个国家和地区）、中外印花税票、 应用品及杂品（包括书刊、年鉴、集邮用具、封片等），洋洋一册， ８２页，可说卖品丰富。这本目录最大特色是分类细，介绍详。 一是介绍国家概貌，如安南“为上古百粤之地，自秦汉至唐，入于中国版图， 宋以后为藩国，明时曾改为行省，后仍为藩属，至清光绪十二年， 为法兰西所并也”。二是介绍邮票内容， 如１９３５年菲美航空开航纪念邮票，“该票自菲律宾至美国间第一次开航之纪念邮票， 盖庆祝横渡太平洋之成功也。系借用本岛新版大形票， 加盖金色文字及飞机图样，临时行使者”。在封二上有整幅广告， 系为交通银行２０周年纪念发行的中国第一次纪念明信片，文云：“我国创办邮政以来， 虽纪念邮票曾有１２次发行，唯纪念明信片，未之前闻。十六年三月， 适值交通银行开业二十周年纪念，交通部因隆重祝典， 特准发行纪念片一组，计有四种，正面用红绿紫三色印，邮图亦系帆船式， 与普通者同，反面铜图各异。”发行量不多，且系非卖品， 仅供临时馈赠之用，现特价供应，每套３角５分。 ２０．集邮之乐 　　集邮，有人称之为“五者之乐”，而“集邮之乐乐如何”呢？ 很巧，在五洲邮票社１２版的目录中，还附有一张单页的文章， 题目即为《集邮之乐乐如何》，作者镜宇（即主人张景盂的化名）。 全文分为１０段。第一段认为：“搜集邮票最有趣味，因其富寓美育性质。 ”这点说得很对，我对集邮产生趣味，是被邮票的美丽所吸引。 第二段说：“集邮之趣人初不知之，殊不知此事为最文雅最高尚的娱乐。 西人对此有专名曰Ｐhilately，盖深表个中有无穷之乐趣也。 ”比如集邮，开始时多自发，后来深化为自觉，故说得亦深有道理。 第三段曰：“集邮之事，与文化史学艺术均有密切之关系。 ”这与目前发展集邮文化是息息相关的，第四段认为：“集邮为普及之娱乐品， 如文学家、法律家、医学家、科学家等，于神疲思倦之时， 将所藏邮票流连把玩，即可怡情悦性，解闷消愁。至劳动界人，工作余暇， 倘能偶一展示，亦可以乐此不倦。”揭示了集邮的娱乐性，说明集邮有益， 不必借酒消愁，无须抽烟解闷。第五段介绍英皇乔治、 德国总统兴登堡对集邮的看法及黑便士的诞生与设计情况。 第七段介绍：“美国司各脱（现译斯科特）、英国吉本斯、 法国香槟每年皆有邮票年鉴的发行，无不详绘图形，厘订价格，吾人可各随所好，酌量购集也。 ”第八段说：“搜集邮票又可增进史学知识，各国大事， 恒可于邮票图案上窥见一斑。”这是集邮的史料性与知识性。第九段很有启发， 他说：“集邮者好尚不同，各如其面，有喜集富于美术思想者， 有喜集有关历史者，有喜集建筑之图案者，有喜集各处风景者， 有喜集名人肖像者，形形色色，各行其事。 ”这段分析说明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早已有人在收集“专题”了。最后一段作了小结， 认为：“略节其饮博嬉游之费，从事于集邮，不必夸多斗富，而自然乐在其中， 行见全国流行，寝成风俗，东亚邮运，有不日见昌大者，吾不信也。 ”旨哉斯言，今天我国已拥有千万集邮大军，应验了景盂先生的预言。

２１．印制贴页 　　我原来集的邮票，都是用普通的练习本贴的， 当上海五洲邮票社一下子寄来这许多邮票时，既高兴，又犯愁，弄得手足无措， 不知如何为邮票建家。正在愁闷时，一位蚌埠来的朋友张友仁， 他在一家印刷厂工作，听说我得了数千枚外国邮票，为我高兴， 当我告之尚无良策整理时，他自告奋勇，答应为我设计一个活页贴票簿， 并负责印好。当时我对集邮簿是什么样子都没有看见过。３天后，张友仁来了， 携来设计的样稿，是一页比１６开稍大的纸，横形，四周印上边框， 上部隔成一个约１．５厘米的长条，分成３格，中格较长， 可以写国名，左边一格印上英文“集邮”字样， 右边一格印上中文“邑丹集邮”，左边框外打有两个孔，可以装订成册，就这样定稿了。 他为我印了５００页，并做了三副布面的封面、封底，左边向内有一小折页， 也打上孔，将活页纸用鞋带穿上，就形成一个活页的贴票簿了。 　　有了这些贴页，大解决问题。于是将邮票分批整理， 按国家为单位，陆陆续续地贴入活页上，初具规模。 五洲邮票社的卖品目录上有胶水纸出售，每袋千枚，售价２角，我事前去信购来１０袋， 免得自制麻烦。 　　在整理之前，我先将原来所贴的邮票再次取下， 随同五洲邮票社寄来的一并整理。我原来没有集得多少个国家的票， 而这４０００枚中就非常复杂了。我就先易后难， 比如爱沙尼亚有一种邮票有３个小狮子，我乃集中在一起，按面值大小顺序贴入簿中。 由于邮识面太窄，很多邮票分不清是哪个国家的，就只能按图案相同归纳成为一类， 暂时放在一边。经过两个多月的分国归类粘贴，分成欧洲、 亚洲各一册，美、非等洲为１册，暇时开卷欣赏，可说自得其乐。 美中不足的是，还有一批邮票不识庐山真面目，尚沉睡有小纸盒中，那时， 既无书本老师请教，也无其他集邮家的指点，实在是苦闷得很， 只好暂时不贴入册，偶尔也取出来欣赏欣赏，有时也会发现新大陆的。 ２２．初识年鉴 　　从五洲邮票社换来几千枚外国邮票，整理后， 很多都是有眼不识泰山，耿耿于心。一天，在阅读贵阳报纸的分类小广告栏中， 有一则出让《邮票年鉴》的广告。什么叫邮票年鉴？心中懵懵然。接洽地点在红石街， 我知道那里住有不少从南京迁来的机关人员。俗话说：“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第二天，我按址前往， 接待我的是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青年人，他将书取出，只见约３２开大的一厚册， 告之是英国吉本斯邮票公司发行的邮票年鉴，是他父亲之物，索价１０元。我翻了一下， 见有邮票插图，按图、按年代排列，甚合我需。我就还了一个价， 他执意不让步，非１０元不办。那时的１０元钱可兑换３个多英镑， 觉得这份年鉴贵了一些，当时我的工资３０多元，好在单身一人， 没有什么负担，为了弄清不认识的邮票，我乃下决心买了下来。 　　年鉴到手，我就先利用时间翻阅，先了解一下书的全貌， 做到心中有数。为了对照方便，我将原来的活页册拆散， 重新按《吉本斯邮票年鉴》的顺序排列，如水行舟，可以顺流而下。 原来我粘贴时虽然是按国、按地区集中在一个贴页上，枚数多的则增加贴页， 但发行年份是乱的，有了年鉴为根据，就能加以调整，按年份来排列。 好在已使用了胶水纸，搬动很方便。一面调整，一面遇到相熟识的图案， 就将未处理的邮票取出来对照，果然能按图索骥，查出了是何国、 何地区发行的邮票，只要增加新的贴页，按英文字母的排列插进去即可。 又经过两个来月的努力，使邮票在编排上出现新面貌，原来航空、 欠资、附捐等是不分的，编排后能各立门户，显得十分醒目， 循循有序。通过整理的劳动，大有收获，好比农民种田， 多付出一分辛勤血汗，就多获一份胜利果实。 　　目前邮刊上的舆论导向，主张青少年收集专题， 从我个人的体会，开始集邮还是范围广一些为好， 可以在广阔的邮田里吸取营养──邮识。 ２３．中国古票 　　我忍痛花了１０元钱买了一本英国吉本斯邮票年鉴， 目的是为了弄清楚外国邮票，帮助我整理，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但年鉴上也收录中国的邮票。我那时以集西邮为主，中国邮票少得可怜， 都是从信封上剪下的信销票，多属零星的帆船票、伦敦版孙中山像票、 烈士像票，少量的低面值纪念票，虽已多少了解一些分版的知识，但很肤浅， 一知半解。至于每种邮票的全套是多少枚，也不清楚， 便借此机会对照一下将帆船按民一、民二、民三分别贴成３页，单圈、 双圈也各占１页，纪念邮票按发行顺序来贴，也按字母插入活页簿中。 　　大清的邮票，民国早期的纪念票，曾听人谈过，因未集得， 了借年鉴所载，上溯到清代邮票，大都是以“龙”为图的， 才悟出把邮票叫做“龙头”的来源。 　　借助英文字典，初步了解到从１８７８年开始属海关邮政， 普票有“大龙”与“小龙”，均系３枚， 面值为１、３、５分银。１８９４年有一套９枚的《慈禧寿辰纪念邮票》，小型６枚，大型３枚， 票图古朴典雅，均寓吉祥之意。１８９７年改为国家正式邮政， 同时废两改元，因新邮印制不及，出现各种各样“暂作洋银”邮票， 从目录的标价知道有许多名贵邮票。 　　正式的普票有３套，通称“蟠龙票”，日本印的１套， 伦敦印有２套。除了龙图之外，还有鲤鱼与飞雁， 正合中国传说中的“鱼雁传书”的故事。继“慈寿”票之后， 另一套纪念票是宣统元年发行的《宣统纪念邮票》３枚，图案为天坛，很有气派。 还接触到一剖为二的对剖票、长条形的快信邮票、小型的欠资邮票。 这些票我虽一种出没有收集到，但从年鉴上亦能一饱眼福。辛亥革命的炮声， 摧毁了大清封建王朝，建立中华民国，在过渡时期出现了“临时中立”、 “临时中立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的加字票。最令我 欣赏的是同时发行的《中华民国光复纪念邮票》与《中华民国共和纪念邮票》， 各为１２枚大套，大型美观。因此，在我的心灵中， 埋下了日后收“华邮”的种子。 ２４．香港邮票 　　香港本为中国领土，为英所占， 其地理位置被誉为皇冠上的明珠。 　　五洲大药房上海总公司在抗日战争初期， 为了向内地转运药品及了解国际市场信息，在香港设立办事处， 除代内地分店与客户转运货物外，主要任务是向总公司及分店对药品市场变化进行报价， 以便掌握行情，故几乎天天有信来，那段时期香港邮票集得特别多。 　　当时香港使用的邮票是乔治六世像票，从１先令到１０元， 这套邮票在设计上、刷色上要比爱德华五世鲜明， 集到的当以低面值为多，元数的也偶有收到。 　　香港自１８６２年开始发行邮票，纪念邮票不多， 虽有亦属王室的活动。１９４１年适逢香港开埠１００年纪念， 发行了一套以香港为题材的邮票，全套６枚，双色凹版印刷， 在当时称得上美丽大型票。 ２分 棕色及橙色，直型，中绘香港街景 ４分 玫红与紫色，横型，中绘定期邮船与中国船 ５分 绿色及墨色，横型，图为香港大学全景 １５分 朱红及墨色，横型，图为教堂建筑 ２５分 蓝色及棕色，直型，中绘汇丰银行大厦 １元 褐棕及黄色，横型，图为中国飞剪号水上飞艇 　　这套信销票我集齐五六套，其中２分、５分的特别多。 这套邮票揭示了英国殖民者凭借不平等条约， 在１８４１年从腐朽的清廷手中割据香港，１８６０年又占据九龙半岛南端的尖沙嘴一带， 后又强租九龙半岛深圳河以南地区，租期９９年。 　　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１９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字，协议规定， 中国在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２５．安南邮票 　　继香港邮票之后，集得较多的是安南（越南）邮票，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以后，因广州沦陷，上海运到内地的药品要从河内转运， 总公司乃电嘱贵阳派人前往河内设立办事处，其功能与香港办事处相似， 但作用无香港的大。既有办事处，来的信件自然也就多了。 　　安南（越南）古代曾为中国藩属。 法国殖民者从１８５８～１８８４年不断入侵，先在１８５８年入侵越南和柬埔寨（高棉）３国， 法国派驻的总督为联邦首脑，驻河内。当时我集得的安南（越南）邮票， 是１９３１～１９４１年发行的普票，图案有帆船、塔、插秧、舞蹈，全套先后共出３４枚， 很难集齐全套。此外收到的有保大像、西索瓦像、西哈努克像， 分别代表安南（越南）、老挝、柬埔寨三王室。 　　具有纪念性的邮票有巴黎博览会、纽约博览会、旧金山博览会， 图案设计新颖，雕刻亦甚精细，我较为欣赏。另外， 滇越铁路通车３５周年纪念邮票，也收到不少。１９３１～１９４１年安南（越南）发行的航空邮票， 图案是一架飞机在飞行，设计虽觉简单，但刷色比较丰富， 贴在本子上毫无单调之感，是我较为喜欢的一套邮票。我店派去的一位职工，即与我在广西六寨共事的张菊甫， 他知我集邮，也为我寄一些邮票来，还寄来不少的安南（越南）印花税票， 丰富了我的收藏。１９４２年后，法国为希特勒所灭，成立贝当傀儡政权， 安南出了不少人像邮票，印刷粗糙，刷色单调，未刷背胶， 我曾收到邮友寄来不少整版票托我代销，很不受欢迎。 ２６．先票后款 　　五洲邮票社的数千枚外邮，给我带来极大的收获， 为了进一步提高收集水平，乃借助《吉本斯年鉴》与该社的《卖品目录》， 发觉大部分邮票都是不成套的。 因之我又汇款到该社购买一些价格不太高的套票来补充邮集。交往几次建立了彼此之间的信任， 有时我寄去的票款只能购到目录上出售的邮品，由于邮社经常会收到新的品种， 来不及修订目录，于是在寄票时，还顺带寄我几套目录上没有的品种。 每种邮票都套在一个小的纸口袋中，外面写上国名、邮票名称、枚数、 售价，如系全套，则在枚数后写上“（全）”的字样，提供我选购。 这种方式可称之为“先票后款”。来信言明， 收到后如合意即汇票款，不需则可原件退回，这样一来比指购更方便，票源更广阔。 由于我接信后立即反馈，票款两清。往往不等我寄款， 就又寄一些邮品供选购。这种办法，上扩大经营的一种手段。对邮社来说，增加流通， 对集者而言，可以随时充实到新的票品。当然， 这种先票后款的交易方法不能普遍开花，是有选择的，其关键在于信用。 后来因我改集华邮才嘱其勿寄。 　　目前也有一种的先票后款，即不少邮刊中的流通票品， 有许多是来自委托，即存票的人先将邮品寄给托售点， 这种委托对票主来说也属先票后款性质。办理托售的邮刊，通过刊登目录， 售出后再向票主结算，由于一次、二次的顺利进行，也做到票款两清， 这样票主对寄售的邮刊建立了信心，源源不断地供给票品，使邮刊上的卖品目录， 期期都有新的品种，高档、低档咸备，或套、零枚皆有，新票、 旧票任选，营业保持旺盛，也是建立在信用之上的。 　　有时委托者割爱较为表稀之品，则采用通讯拍卖的方式进行， 如拍卖成交，拍进者喜获所需，拍出者可得较高的收入， 中间人的佣金也相应的提高，达到三方满意。社会上也有少数蠹虫，混入邮界， 利用邮刊收购、出售邮品，故意提高收购价，压低出售价，当你将票、 款寄去便石沉大海，谨防受骗。 ２７．英文夜校 　　贵阳青年会是基督教对外服务的一个机构，开办许多夜校， 有英文班、歌咏班、绘画班等。我为了业务需要，报名参加英文班。 它分初级、高级班，均由外籍老师上课。我班是一个女老师， 授课经验丰富，细致耐心，有时遇上停电，都要点上蜡烛上课。 　　青年会位于市场路内，出来就是中华路，是个较为繁盛之地， 故也办有公寓、食堂、小卖部，还有一个小礼堂， 经常举行各种文化娱乐活动，故能吸引不少青年人前来参加。 负责小卖部的一位干事叫惠全安，在柜台中倒也列有一些旧邮票出售， 因之课前课后我常喜到小卖部溜达溜达，有时买些糖果、糕点，摆谈一些集邮方面的问题， 与他由不识而熟，由熟而成朋友。 歌咏班有一位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人，名彭植榕，他也集邮，在小卖部不期而遇， 他还介绍我认识另一家书店的陈世富。还有一位年近花甲的老人， 是上海一家建筑公司的工程师，长期住在青年会的公寓里，是老集邮家， 也在一次观看小卖部的邮票柜前相遇，他叫严澄孚（笔名神虎）， 相邀到房间里参观他的邮集。他拥有不少的中外古票，票面都非常整洁。 他说集邮是一种艺术欣赏，“品相”一定要讲究，从邮票的经济价值衡量， 品相好的高于次品，翻呀翻的，我发现邮集中有德国鹰图高面值航空票， 品相较差，问他为什么也保留。他说这几种相对而言较为难找，暂时保留， 以后有机会遇上品相合意的再调换。因之他又说， 对品相的要求要严，但遇上珍贵邮票时太严就会失去收集机会，往往终生不遇， 故要灵活对待。 　　在谈话之间，我告之最近购得一册《吉本斯邮票年鉴》， 对收集外国邮票很有参考作用。 他听后说：“我国最常用的是美国《司各脱邮票年鉴》，当然吉本斯的也有人用，还有法国《香槟邮票年鉴》， 也可参考。这几年鉴我在上海家中都有，因太重没有带来。 无论哪一国的邮票年鉴，都是集外邮不可或缺的工具书”。临别时送我几枚外国邮票。 ２８．函购年鉴 　　一天严澄孚先生路过五洲大药房，顺道进来看望我， 我就将上次购得的《吉本斯邮票年鉴》拿给他看。他翻了一下说，这是简编本， 内容简单，应当备用全编本， 有机会最好购用美国司各脱的世界邮票标准年鉴，他说改日将地址抄给我。 一席话使我萌生购买《司各脱（现译斯科特，台湾译为“史谷脱”）邮票年鉴》的决心。 当时战争烽火蔓延，只有通讯购买是唯一的办法，但又不能汇款。一次到邮局， 见有新到的港版２０元票，购了一个方连准备作为书款寄出。 并草拟了一封中文信，大意说：“我是一位中国的集邮爱好者， 收集世界各国邮票，希望购置一部贵公司的邮票年鉴，因无法汇款， 特随函寄上新出邮票８０元，作为书款，请收到后寄我一部年鉴。 ”事隔二三天来一位老顾客，我知他素谙外语， 就将中文稿请他翻译成英文后投邮。 　　信寄出后，内心充满着无限的希望。但在一次下课后， 我见严澄孚先生房间有灯光，乃扣门稍坐，并告美国的信业已寄出， 书款是用邮票代的。严先生听后说：“外国人做生意很‘斤较’， 寄邮票恐怕不理会，最好是寄美钞。”听后不觉冷水烧头。一来我无美钞， 二来不知书价，既已将邮票寄出，只好听天由命，碰碰运气了。 　　大约三四个月之后，喜事来临，绿衣人将书送到了。打开一看， 厚厚两大册，浅蓝色硬质封面，真令人爱不释手， 我拿出吉本斯的简编本一对照，这本内容丰富多了。 这对我进一步整理邮票是一极好的参考书，可说是个帮手。只要有暇，经常翻阅，获益良多。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 邮友丁照临兄忽生研究各国在华“客邮”票的兴趣，到我家中，在我的邮集中选去一些“客邮”票， 其中以法国“客邮”为多，并将这部《司各脱年鉴》也借去， 这时我已以收集新中国邮票为主，年鉴用处不大，随他借用多久都可以。 不料晴天霹雳，“文化大革命”风暴骤起，丁兄家中被抄，邮票、 邮书捆载而去了。 ２９．利泼西亚 　　邮票年鉴，已提到了吉本斯、司各脱、香槟３种。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时，市邮局收到一封东德邮人的信， 希望介绍一位中国的邮友通讯，交换邮票。这封信转到我的手中，因之建立了交换关系。 他主要征求新中国的普票，我就尽力为他代找代配。 比较难找的我向钟笑炉先生求援，对方每次收到都很满意。因我已不集外票， 故要他勿回寄邮票，为我弄一部《利泼西亚邮票年鉴》。 　　因该年鉴每年只出分册，隔若干年才出一次合订本， 故先寄我一册“亚洲卷”，又寄我几本专题的邮书，因系德文， 只能欣赏欣赏邮票插图，后来又收到一本欧洲分册。由于大跃进运动，工作太忙了， 无形中中断了通信，现在连姓名地址都记不清了。 　　《利泼西亚邮票年鉴》，后来我在乐景武先生家中看到全套， 共有７册。我认为内容还不错，因系德文，国内少有人使用。 乐先生懂德文，故购之， 他还告诉我西德出版的《米歇尔邮票年鉴》也很出名。 　　经过了漫长的文化大革命，集邮获得复苏。 １９８０年我们贵州中医学院一位老师托我代他在美国购一本《工业药剂学》。 因他知我有一位朋友的弟弟在美国，是药师，故而托我代为联系。 于是我就请他写信。当信写好之后，我忽然心血来潮，请他附上一笔， 代我购一套《司各脱邮票年鉴》。当时我并不抱很大希望， 可是“无心插柳柳成荫”，８０多天后，１９８１年的年鉴寄到了，全套４册， 每册１０００页，售价７２美元。水陆邮费８美元，刚好８０美元， 按收到那天《参考消息》的牌价１．５０元，付给我友１２０元。久违了！ 年鉴！高兴非凡，我立即写了两篇文章（从不同角度），一投邮刊， 一投《市场》报，结果《市场》很快刊登，而邮刊反而未用。 这也是一种反差罢。我市很多邮友， 可以说有二三十年未接触到新邮票年鉴，消息传出后，人们纷纷前来借阅，都感到很兴奋。 不久消息传到遵义，廖寿山专门派人前来借阅，细细对照他的藏品， 一借数月才还给我。 ３０．新的年鉴 　　１９９０年在北京开会，集邮联外展部的同志告我，集邮联 订购了一批１９９１年的美国《斯科特邮票年鉴》，可以优特照顾。 当时如向北京国际书店订购，需人民币５００元。在这里订购， 如协会要作价４６０元，可以出证明；如个人要只收４００元，不出证明。 我当机立断，要了一套，声明书款回到贵阳后再汇。 回贵阳后，我先找省集邮协会秘书长， 告之订购了一套《斯科特邮票年鉴》，先尽协会购买。结果协会不要， 我就自己花４００元购下了，当时是两个月的月薪。 这样我手头就拥有两部《斯科特年鉴》（过去原存和各种邮票年鉴已送人），带来查阅上的方便。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的一天， 贵阳钢铁厂集邮协会３位骨干来我家商谈邮事，他们准备在春节期间联合贵阳烟厂、贵阳棉纺厂、 贵阳车辆厂等大型企业，联合举办一次集邮活动，内容较多，如邮展、 猜谜（专门与集邮相关的谜语）、讲座、售票、卡拉ＯＫ等， 我表示赞同和支持，并答应届时前往祝贺、参加。在谈话之间， 他们介绍该厂有一位高级工程师，喜集各国邮票，苦于没有参考书。 我就出示１９９１年的《斯科特邮票年鉴》，４大巨册， 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大型目录，翻阅后大加欣赏，并提出要代该高工商让。 我想年鉴在我手中是有备无患之物，遇有问题时才查阅，不如工程师的急用， 我就同意支援。 　　湖南津市许广玉先生的令郎去北京开会， 为他购回一套《世界邮票总目录》，原以为是翻成中文的，不料打开一看， 仍是英文的翻印本，大失所望，因之就寄赠给我。去了一套来一套，仍拥有两套。 这套总目录是以斯科特为主，参考吉本斯等年鉴编辑而成， 可惜未能如宣传时所说那样是翻成中文的。若是翻成中文版，则销路一定大增。 　　１９９３年美国斯科特邮票公司赠送１０００套１９９２年的《斯科特邮票年鉴》给集邮联，并分送到各省集邮协会， 我被赠送一套，这样我又拥有３套大型邮票年鉴了。

３１．年鉴作用 　　大型的邮票年鉴，对一个集邮者所发挥的作用是多方面的， 它是全世界邮票家族的“宗谱”，可以使人一览无遗， 当你相逢不相识时，可以打开家谱按图索骥，就能找一到你所需要回答的问题。 　　邮票年鉴上的记录，可说巨细无遗。对一个国家的国名、 地理位置、政体、面积、人口、首都的历史简介与货币单位； 对邮票的发行背景、票的名称、图案编号、发行日期、齿孔、水印、印版、面值、 刷色、变异及新旧票价都有介绍。 对邮票种类则按普通（包括纪特）、航空、慈善、公事、新闻纸、包裹等分类排列，各编字头与号码， 非常详尽。 　　传统集邮者查年鉴很便当，顺发行年份查阅即可。 组织专题邮集，也可以从中了解到某一专题已发行的邮票，虽麻烦一些， 但在你写提纲时有帮助。年鉴上的价格，在国外是买卖的依据， 在国内交换时也可以作为一种参考。 　　我在年青时集外国邮票，在按国分类时，全赖邮票年鉴为指针。 如印度的土邦邮票很复杂，邮票用的印地文，可说目不识丁， 只能对照年鉴才能对号入座。 　　十多年前，有一位邮友寄来两枚日本印花，提出两个问题， 一问是邮票还是印花？二问如系印花，什么年代发行？ 第一个问题一看便知是印花，第二个问题虽不是疑难问题，却难倒了我。 印花税票除《斯科特年鉴》收载美国的印花税票与鸭票外，其他各国都不收载， 无法查对。我想人家不远千里而来，最好能给一个满意的答复。 由于集邮的本能所驱使，一有暇就取出端详一番。 这封信已置于案头一旬仍未能复信。一天晚上，我又用邮票镊子取出观察，无意中将手一扬， 在灯光下纸背透出“之”形水印，心中一喜，马上取出年鉴， 翻出日本部分，得知这种水印在１９１４～１９２５年日本邮票上使用。 邮票与印花同根，初步得出了印花税票的发行时间， 大致是在１９１４～１９２５年之间，使我解围后才写了复信。 ３２．加入甲戌 　　１９４１年之际，忽然在贵阳一日报的“本地简讯”栏上， 看到一则小小的无标题新闻，报导甲戌邮票会在贵阳成立通讯处的消息， 联系地址是护国路２３０号，许庆民先生。我立即抽暇去拜访， 原来２３０号是在双槐树（路边有两棵老槐树而得名）附近一个小巷子的尽头。我扣门后，有一清癯瘦高的男子来开门， 我即声称要找许庆民先生，他称自己就是。我就道明来意，询问甲戌邮票会情况。 他介绍说：“甲戌邮票会与中华邮票会、新光邮票会同是我国三大邮会。 它成立于１９３４年５月， 是年岁次适逢‘甲戌’，因而取名称‘甲戌邮票会’。原设在郑州市，由王聘彦、赵善长二人任正副会长， 李弗如、阎东魁等人分别担任会务。该会以‘提倡高尚娱乐， 研究集邮学识’为宗旨。出版会刊《甲戌邮刊》，凡入会者均可得赠送。 ‘七七’事变后日军进犯华北，直逼河南， 于是在１９３８年２月内迁西安，现在由赵善长、阎东魁二人主持会务。”并取出一张入会书给我， 劝我入会。回店后我就寄会费与入会书到西安， 正式加入甲戌邮票会，这是我集邮十余年后第一次参加邮会，感到万分兴奋， 好象云游之子找到了一个家。当接到《甲戌邮刊》，我细细阅读， 并汇款向会上补购以往各卷存刊，好象还有英文本、二卷重印本、邮展目录等。 通过鱼雁往返，我第一次与外地邮友产生交往， 也导致我结交了赵善长、阎东魁两位前驱，直到两老谢世。 　　抗日战争胜利后，因赵善长等同志调回河南， 会址于１９４５年迁至开封。解放战争时期于１９４８年迁到柳州， 与湘桂黔邮学会联合开展会务，因邮会骨干均系铁路系统工作。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会务停顿。 　　１９３７年１月，甲戌邮会聘周今觉先生为名誉会长，陆志韦、 卢赋梅、张包子俊等人为顾问，聘孙君毅为法律顾问。同年５月， 该会出版英文专辑一期；６月５～７日，在开封举办第一届邮展， 并印有展品目录。会员２５９０人， 我加入时编为１５２０号，可惜未保存会员证。 ３３．甲戌精神 　　何谓“甲戌精神”，请看《甲戌邮刊》。 　　《甲戌邮刊》是甲戌邮票会的会刊， 从１９３４年５月１日创刊到１９４９年９月，共出版１６卷。由于战争关系， 会刊出版地四移，从郑州→西安→开封→柳州，是在颠沛流离中坚持发行， 非常可贵。《甲戌邮刊》是月刊，１６开，每期８～２４页。 第５卷起多为合刊，有时两期合刊，有时３期合并，第１５、 １６卷与《西南邮风》出联合版。１９３５年参加意大利国际邮学刊物展览会， 是由国外通讯处主任姜子勋（治方）送往参展的，并荣获奖状。 　　１９３６年起，《甲戌邮刊》成为“万国邮学刊物联盟”成员。 《甲戌邮刊》的出版情况如下： 　　１９３４～１９３７年 １～４卷，为月刊； 　　１９３８年 ５卷，为双月刊； 　　１９３９年 ６卷，为季刊； 　　１９４０～１９４１年 ７～８卷，为双月刊； 　　１９４２～１９４５年 ９～１２卷，为季刊； 　　１９４６～１９４７年 １３～１４卷，为双月刊； 　　１９４８年 １５卷，为季刊； 　　１９４９年 １６卷，为双月刊到月刊。 　　我国邮会都有会刊， 如中华邮票会先后出版《邮乘》、《邮学月刊》、《邮讯月刊》、《邮典》；新光邮票会的会刊，出版期也长， 但杂志名称多次改变，且有中断现象。 而《甲戌邮刊》在艰苦环境中，不折不挠，奋力拼搏，像梁山好汉一样，坐不改性，行不更名， 有条件也上，没有条件也上。你如果藏有全份的《甲戌邮刊》， 可以从发行周期变化来看，由月刊→双月刊→季刊→双月刊→月刊； 以用纸来看，从道林纸→报纸→土纸→报纸，这种坚韧不拨的精神， 可誉为“甲戌精神”。 　　《甲戌邮刊》发行１６卷，历经１６个年头，登载的佳文甚多， 如《中国历次航邮纪略》、《修补邮票价值之评论》、 《军邮业务局戳》、《中国邮务图志》等，不胜枚举。 ３４．东魁老哥 　　阎东魁先生大我１７岁，故称之为“老大哥”。集邮的朋友绝大部分都是通信“神交”，一生未谋一面者多矣。 在老一辈的集邮家之， 能够在大范围内会见的是在１９８２年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成立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 东南西北分散的邮友才能在“京丰宾馆”欢聚一堂，才由“神交”而“面交”， 随后通过每年的理事会、学术会、评委会及其他工作委员会的媒介， 也能经常欢聚。这是成立集邮联的一大功，否则天各一方， 会成为永久的“神交”。在众多的老邮友中， 我与阎东魁先生却能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即有幸识荆，可说幸运高照。 　　阎老自１９６２年６月由衡阳铁路职工学校退休后定居柳州， 我有事路过柳州时曾到鹅山路九区阎老家拜访，记得去过３次， 会见了他的老伴。广西夏季气候炎热，他从退休那年起，每逢溽暑， 即到都匀女儿敦仁家过夏，匀筑甚近，因之顺道来贵阳外甥家小住。 他一到贵阳第一件事就到中医学院找我。暇时过从甚密，每逢周日， 便邀约二三邮友一同游山玩水，当时阳明祠设有茶室，高踞东山之腰， 居高临下，可以鸟瞰筑市全貌，又能敬仰王阳明先生事迹， 加上花木扶疏，为我们常临之地，品茗话邮，其乐融融。 　　１９６２年， 贵阳市南明区文化馆集邮小组听我说阎东魁先生来筑，组员都希望与阎老见见面，于是我们在贵阳饭店设宴， 一则表示欢迎，二则会会阎老，三则交流邮学，当时在座最年轻的是李骏， 才２０出头。 　　阎老最后一次来贵阳大约是１９８０年， 当时他的疝气已比较严重，影响走路，准备在贵阳四十四医院动切除手术，终因年老未果， 回柳后即未再来筑垣。据李骏回忆，这次曾与筑友合影仍保留到今， 乃一帧珍贵的纪念品。集邮联“一大”阎老被选为代表， 亦因病未能出席，不仅是阎老终生遗憾，作为到会的许多老朋友， 不能晤面欢聚，也被和阎老神交数十年的邮友们引为一件大憾事。 ３５．遽归道山 　　阎东魁先生（１９００～１９９２），山东德州人， 有鲁君子之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即开始集邮，是“甲戌邮票会”创办人之一， 也是《甲戌邮刊》在柳州维持出版到停刊的当事人， 可说与“甲戌”共存亡。１９９２年９月３０日他因病故于柳州寓所，遽归道山， 令人无限怅惘，万分悲恸。他一生收藏丰富，曾告我有两部邮集， 一是华邮新票集，一是商埠邮票集，“文化大革命”前存放在敦忠处， １９６６年上交南宁有关部门保管，并取得收据。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索回邮集事曾多方奔走交涉，亦曾来信问计于我， 终因人事变迁，未能完壁归赵，浩劫难逃，也是阎老拳拳于怀者。 　　一次他来贵阳，带来“干支日戳集”。厚厚一册，请我欣赏， 并从我的邮集中选去几枚干支戳，以及与干支戳形同的日戳， 因他以干支戳为经，亦广集与干支戳同型戳为纬。在邮集前有许多扉页， 请邮友题词，我一时兴起也题了两句：“干支八年穷毕生之力，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以赞美阎老集戳的不懈精神， 可惜这部别具意义的邮戳集亦毁于“文化大革命”中。他曾撰《中国商埠邮票史》， 亦因实物资料不知去向，未能完成所著，乃研究商埠票一大损失。 他得知我存有５种福州商埠票的全张，曾来信商借，老友需要研究， 我立即扫数邮寄于他。当研究后退我，并告之在版式上弄清许多问题， 深深表示感谢。 　　阎老与郑汝纯先生情谊深笃，有管鲍之交。 １９３９年２月４日日机轰炸贵阳时，汝纯先生之弟及妻儿老少，惨遭日机杀害， 葬在贵阳郊区三桥附近，先生本人适在湖南公干幸免于难。因年代久远， 加之未立碑记，墓地何在，无法确定，但阎老每次来筑， 都要到三桥一带访问父老乡亲，虽奔波数年仍未获结果，但精神感人， 使我终生难忘。１９８０年郑汝纯先生在京去世，阎老悲恸欲绝，茶饭不思， 并在寓所设灵堂家祭，此情此景在吾辈中恐鲜见也。 同时编印一册《纪念集邮家郑汝纯先生》的文集，广赠邮友， 为邮界留下一份珍贵史料而受人无限尊敬。 ３６．延陵赵老 　　一提起赵老，他的慈祥和蔼的音容立即会浮现在我们眼前。 其一笔颜体遒劲苍老，也令人望而生敬。 他为人题词喜在姓名前写上“延陵”两字。延陵是一个古地名，为春秋吴季札之封邑， 即今江苏常州市，在我老家丹阳市西南。 赵善长先生（１９０３～１９８９）是常州人，故以延陵古郡自封，是我国老一辈的集邮家、邮学家， 早年毕业于汉口法文学院，长期在铁路部门工作，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开始集邮。赵老最大功勋是与王聘彦、李弗如、 阎东魁等创建“甲戌邮票会”，从１９３４～１９４９年，历经１６个春秋，在郑州、西安、 开封、柳州广播集邮种子，撒遍九州，起着舵手的作用。 １９８２年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常务理事， 实乃名至实归。 　　大部分老集邮家都在集邮联成立后方有机会相会。 在这之前的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我在贵阳相识郑汝纯、王劳生、解慕愚、莫星白、 姜士楚、吴乐园，他们曾经过贵阳，是否都相见已回忆不起。 解放初北京邹毅来中医学院造访过我，居洽群到贵阳之日，曾寄我一名片， 等我按址到招待所拜访时业已他迁，如参商运行，失之交臂。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与阎东魁相会在金筑； ７０年代因去南京参加中国药学会学术会议，顺道回丹阳小住，有机会去苏州陶梦菊， 无锡拜会孙君毅、窦莲荪，常州赵善长，镇江杜君石。印象最深的是到常州， 下了火车已１时，找到赵府，其老伴告之刚去看电影。 大嫂知我尚未用午膳，立即入厨张罗，霎时菜饭齐备，一面进食，一面交谈， 因上班时间快到，嘱我在家中等候。一个不速之客，放心把家丢给我， 知我者赵大嫂也。当赵老返家我趋前自我介绍，他欣喜万分，热烈与我握手。 神交快４０年，一旦相见，快慰莫名，可惜上车时间快到， 匆匆晤谈１小时许，只能起身告辞，依依惜别。赵老要送我到车站， 我坚决谢绝集邮联成立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多了起来，不幸， １９８９年９月２６日，赵老在徐州会议上发病，抢救无效，不治而逝，哲人其萎， 人天共悲。 ３７．中华港版 　　在拜访许庆民家中的交谈中， 我告之曾以港版中山像元数票向上海五洲邮票社换得数千枚外邮的逸事，他甚感兴趣， 相约改日来我处参观，并准备选几枚港版元数票。 　　几天后，许邀约任善震联袂来访，先参观我的外邮。 我抱出两大册，他俩分别各翻一册，然后交换欣赏，认为我以国家分类， 以年份为序的方法很好，对我所印的活页贴票片亦加赞美。 他俩虽不集外邮但欣赏兴趣甚浓。参观毕，我将一盒港版元数票拿出， 他们对各种面值选了三几枚。接着索阅我的国邮，薄薄一本， 与西邮相比乃小巫见大巫也。当他们看了我集中的港版票贴得很乱，没有分版， 便现身说法，对我进行指点。我当时虽已能分别三版的帆船票与单双圈票， 但对新出的港票尚朦胧不清。 他俩告之港版中山像分中华版与大东版两大类，中华版为粗齿（１２．５度），大东版为细齿（１４度）， 容易区分。其中中华版比较复杂，可分空心半纽、空心全纽、 实心粗齿、实心细齿５种（当时中华有水印票尚未出）。 当谈到空心半纽有１、２、５元３种时，任君从衣袋中取出袖珍邮册， 用邮票镊夹出一个５元四方连新票，告诉我最上端的两侧小长框中无垂直线， 形成空心，中山服衣纽只有半圈。又从我的旧票中取出１、２元，仍为空心， 但衣纽已画成全圈，是为空心全纽，全套即此两枚。实心粗齿， 即空民处布满了垂直线，全套有２、３、５（绿）、５（橄绿）、８、 １０、１５（红）、１５（豆沙）、１６、２５分１０种， 元数票为１、２、５、１０、２０元５种，全套为１５枚。其中２、 ８分有修饰版，单独列为一套，２分者修饰“２”字， ８分者修饰上端的“花纹”，实心细齿有２、５分和１、２、５、１０元６种， 系在大东书局打孔的，齿度１４，故称细齿。习惯将空心两种称“港中华一版”， 实心粗齿、修饰版、细齿合称“港中华二版”，有水印人全纽、 破纽的元数票称“港中华三版”。这样一来， 使我对港版中华各版票弄得一清二楚，真所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３８。门庭若市 　　由于许庆民、任善震两君的过访， 了解我有很多港版元数的信销票，于是一传二，二传四，四传八，许多筑市邮友闻讯接踵而来， 我是一律欢迎，来者不拒，拿出纸盒由他们自己挑选。 因为一般集邮者都只能从信函中去找信销票，大都是分、角面值的， 大面值的票很难遇到，因之我的港版元数票一时成为筑市邮友关注的焦点， 纷纷来求，这样使我认识了许多新邮友，真正是“以邮会友”了。 　　在新中国成立前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６０年代， 集邮多以旧票为主，从收集难度言，旧票比新票要难得多， 特别是少用的面值和高面值，而新票只要经济负担得起，可以向邮局购到。 如今出现古典邮票或５０年代时期的邮票，新票都很贵。 　　集旧票要集得品相好的比较难，集四方连的旧票尤难。 抗战时期供职重庆交通部的赵翔云乡兄（我俩都是丹阳人）， 他收集全套的港版四方连旧票，来信要我代为物色，其中空心半纽是第一版所印， 数量较少，单枚的也难遇到，何况是方连。 天下事常常有“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巧事。一天， 忽有一人持空心半钮两个四方连旧票欲与我交换， 条件是每一个方连交换一套《庆美１５０周年纪念邮票》。我立即取出两套庆美票换下，票的品相上乘， 戳清无损伤，看起来非常舒服。我即邮寄赵兄，他收到后既感谢，又高兴。 　　中华版２分、８分都是很普通的常用低面值票， 从叫思想上认为可以垂手而得，其实在配套时往往会有此无彼，或有彼无此， 故也常常收到邮友来信征求， 所以在某一套邮票中往往有一二枚存世量较少，使配套产生困难。 　　在新中国的普票中，包括改值票，就有不少套有这种情况， 变成组织邮集的当门槌，这种难觅之品，你也想求，他也想求， 粥少僧多，价格越来就越贵，有复品的人，也不愿轻易脱手，待价而沽， 希望以“邮”谊为重，多结邮缘。当你对某一枚票求之多年，一旦获得， 连觉也睡不着，可说是集邮的真正乐趣所在。 ３９．集邮小组 　　贵阳青年会小卖部陈列邮票出售，引来一些集邮的人， 互相传布，熟识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在摆谈之中，都感到有组织起来的必要， 可以广交邮友，增进友谊，切磋邮识，交换邮品，传递邮讯等。 　　１９４２年６月间，由青年会干事惠全安牵头， 用邮票拼成一个广告──“征求集邮同好”，引起了筑邮人的广泛注意， 前来青年会登记的已超过３０余人。是月２８日， 乃由青年会出面柬邀在贵阳的邮友举行茶话会，乃成立了“青年会集邮组”，每周活动１次， ７月５日与１２日如期集会，甚感有益。在深入交换意见中， 认为有必要独立建成一个邮票会，可以对外开展联系。于是由许庆民、任善震、 郭润康３人领衔发起，征集了３０余人签名， 定名叫“金竹邮票会”。７月１８日向当时主管人民群众团体的贵州省社会处申请登记。 ８月１４日获得批准，并正式成立， 是日借新生活运动促进礼堂召开成立大会。 　　上午筹委会的同志都已齐集会场， 在谭敏余（时在该会工作）的带领下，分头布置会场，装挂展品，分国邮、西邮两部各占一室。 为了扩大影响，在大门口听马路上空，正当金锁桥桥头， 横悬巨大红色布标，上书“金竹邮票会成立大会”，临风招展，醒目引人， 还贴出欢迎参观邮票展览的海报。 　　下午２时，成立大会在会员到齐后宣布开幕。 首先由主席许庆民报告筹备经过，旋即讨论会章，顺利通过后，乃进行理监事的选举。 结果选出许庆民、任善震、郭润康、严澄孚、陈家骧、谭敏余、 龚其康７人为理事，黄干民、乐景武、高澜波为监事。成立大会时，省社会处、 贵阳《中央日报》社均派人和记者到会祝贺。邮票展览从下午２～５时开放，除会员观摩外， 还引来许多路人入内参观，既是成立大会一桩余兴，也起到宣传集邮的效果。 ４０．金竹邮刊 　　《金竹邮刊》是“金竹邮票会”的会刊， 于１９４２年９月２０日创刊，当年出两期为第１卷；１９４３年第２卷，发行６期， 为双月刊；１９４４～１９４５两年，即３、４卷，改为月刊， 各出１２期；进入１９４６年为第５卷，截止该年６月底发行３期后而终， 先后共版１～５卷３５期。 　　《金竹邮刊》是３２开书本式，形式虽小，内容则丰， 为当时抗战大后方比较有影响的邮学刊物。当时后方物质条件极差， 皆系土纸印刷，但由于有许多名家为之执笔，如吴乃器（凤岗）、张文光、 杨世昌、阎东魁、万灿文、钟笑炉、陈志川、赵翔云、王劳生、 严西峤、赵善长、党恩来、黎汉生及当地的众多会员， 均有力作为《金竹邮刊》争光。 　　在《金竹邮刊》上的重要文章很多，略举一二， 以示一斑斑：《港版图父像票之分类》、《小全张邮票史略》、 《港版烈士票之暗记》、《汇兑印纸发行史略》、《我国邮政之三个时期》、 《记甘肃涂改五角票》、《烈士像票版式之一得》、《谈谈万寿纪念票读后》、 《集邮的工具》、《正集、专集、副集、副叶》、 《甘肃改作二角票之研讨》、《限滇省贴用邮票史略》、 《侵害邮票发售权之制裁问题》、《关于西藏邮票之鳞爪》、《福州临时中立票之评述》、 《古票释义》、《通信秘密与邮票检扣》、 《新疆置邮始未及限新票拉杂谈》、《英国黑便士票》、《帆船北京老版票之研讨》、 《搜藏国邮论》、《各国航空邮票的标识》、《表明中信铭位记位之理论研讨》、 《我国之快递邮件》、《工部大龙与海关大龙之比较》、 《吾国历次改值票发行之原因》、《论民初加盖票之成因》、《变体价值论》、 《尼泊尔王国邮票记略》、《国邮变体专目》、《邮票创始记》、 《海关大龙票发行日期之谜》。其中连载的有《邑丹邮话》、 《邮苑琐记》、《邮船》、《闲话西邮》、《茶室漫谈录》、《随笔》、 《一个新进邮人的自供》、《邮学辞林》、《和平集》等。每期邮讯， 尤具特色，均分类报导。可说佳文累累， 为研究“三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４１．全辑影印 　１９９０年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 郑州程兵同志携来一批《金竹邮刊》全辑影印本，１６开５厘米厚一巨册， 金字烫印，闪闪发光，与会的张包子俊、吴凤岗诸老，大加赞扬， 认为复印老邮刊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事。 　　《金竹邮刊》，当年每期只印１０００册，专供赠予会员之用， ５０年来，能保存全份者寥寥。我存的一全份， １９７５年送给任尔勤。某年香港×人向任君借用复印，声称用后归还， 并赠一册复印本。。任君鉴于这是好事，就将书寄港。不料遇上姓“马”的， 去如黄鹤，后来任君以４５０元高价补得一套，才得付诸复印。 　　早年台湾曾经刊出启事，要影印大陆十大邮刊， 《金竹邮刊》入围，后因纸张太差，复印效果不佳而罢。我与任君亦早萌此念， 先失邮刊，延误时光，后虽得刊，影印无门。幸蒙郑州市集邮研究小组， 愿承担复印任务。是年４月我与尹兆琦赴郑参加学术会议， 乃将刊亲自带郑，交给该组。由于用黄色土纸所印，有的薄如蝉翼， 复印后使正面字重叠透印，影响字迹清楚，加上３２开本字小，更为费神。 乃放大一倍变成１６开，重叠的字迹则用白的广告色将反字涂掉， 看不清的字加以描补，可以想象，这种描修工作多么艰巨， 整个一个暑假期间，程兵挥汗如雨，日夜赶工，多蒙小组陈惠媛、 邢彦博伸出支援的手，赵永年、吴斐华也大力相鼎， 使这项修复工作在溽暑中提前完成。从中又发现破页、缺行、缺字现象，程兵来信告之页码， 我又函请上海刘广实同志用他的存刊重代复印，使成完璧。从５月到出书， 又蒙程兵爱人刘秀珍的大力支持， 这样一巨册的影印本在程兵同志的努力下，在外援内助的合作下，顺利完成了出版任务， 对有志研究中国早期邮学者有所助益，则幸甚矣。 　　封面题眉特意选用赵善长先生于１９４３年的２卷５期的题刊眉，因出书之日，他老人家已辞世西归，郑州乃甲戌邮会发源地， 借表怀念。 　　１９９３年程兵夫妇联袂来筑，得以面谢厚爱。 ４２．金竹精神 　　一个新邮会的成立，在选择会名时必有周详的推敲， 多以涵义深远为尚。金竹邮票会取名“金竹”，包含多方面的意义。 　　⒈代表地名：金竹是一种植物，盛产黔中。贵阳的古称甚多， “金竹”其一。“竹”与“筑”同音，后转为“金筑”， 故“筑”乃贵阳之简称。金竹邮票会取名“金竹”以纪念本会创于贵阳。 解放前贵州银行铸造的银币，即以竹为行徽刻在币上， 为钱币收藏家想望之珍品。 　　⒉代表坚贞：金不畏火，在高温下不与氧化合， 强酸强碱亦不能侵，富有化学耐性，所谓真金不怕火炼，金字招牌响铛铛。 竹性耐寒，为岁寒三友之一，有节而中空。这两种物质，一矿一植， 皆秉性坚贞，都具有奋斗的精神与象征。因集邮非继续不断不为功， 邮会之成立，更非持续，不足以表现其责任与精神，基此以“金竹”为会名， 冀以坚韧不拔之精神，为邮会事业之所寄托。 　　３．代表集邮：有了邮政，发行邮票，而后才有集邮。 集信销票，集实寄封，都有信件的存在而得之。 邮票随寄递信函之需要而产生，“万金”家书，“竹报”平安，在中国都是形容“信”的， 也具表达集邮之意义。 　　４．代表会色，金竹为常绿植物， 故金竹邮票会采用“绿”为会色，４卷１～１２期的封面，均套印绿色的竹子，以表示会色。 抄一节旧作以宣其义：“夫绿，于日为旦，于时为春，于人为青年。 瞳胧日上，朝气充盈，旦也，韶华发黄，万物以生，春也，神采弈弈， 英迈无双，青年也。本会创立，为时甚浅，对于宗旨工作之发扬， 与理想之境界，相距甚远，今兹之际，亦犹旦也，春也，青年也， 尤宜积极奋发，勇迈向前，努力进取，庶几与日俱进，期有所成， 遂以绿色为吾会会色而自励励人焉。” 　　金竹邮会从１９４２年诞生，于１９４６年停顿， 先后不过５载，有负“金竹”命名之坚贞，但在中国集邮史上能留下光辉的一页， 则“金竹精神”是可以垂之永久的。 ４３．改弦易辙 　　自从１９４２年金竹邮票会成立后，集邮步入组织， 有机会与本地、外地邮人的联系多了起来，其中大多数以收集国邮为主， 而我以西邮为主。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在他们的劝说和影响之下，国人集国邮的思想在我的脑海里渐渐生根发芽， 我就慢慢地不集新的外邮而向国邮过渡。由于我的国邮很贫乏，相对而言， 国邮的价格要偏高一些，许多稍为早期的成套票，非几元或十数元不能问津， 而且地处内地的贵阳，也是求购无门，同时我对国邮的了解也不深。 　　不久，一位叫周伯琴的先生，五十开外，加入了金竹邮票会， 他住在中华路的贯珠桥，离我工作的五洲大药房很近， 三五分钟即到他家中。他是一位影片商人，自己购有很多部的影片拷贝， 出租给电影院放映，收取租金或根据门票收入分成。他集邮多年， 存有大批民国早期普通、纪念等邮票，低面值的都是几百枚一札一札的， 也有不少成套的，如宪法、国葬、统一、谭院长等，新旧都有， 在其邮集中都是二三十套，限新省歪头新票也有十几套，零散的不计其数， 满满装了一大箱。他邀我到他家中参观他的正集，使我对大龙、小龙、 万寿、光复、共和直到伦敦版中山像票，历历过目， 脑海中有阵一个感性的认识，过去只是在书本上看到，现在能欣赏到原票，见识大增， 这样增强我放弃集西邮，坚定转入国邮的行列。 凡我选购他集中的邮品，都低于市价的价格供给我， 因之几乎每个星期天我都要到周家串门，顺便添购一些邮品。荏苒数月，打下了一个集国邮的基础， 周先生对我的无私指导与帮助是起很大作用的。 　　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周先生返乡心切， 携带所经营的影片拷贝与一大箱邮票，告别贵阳，乘汽车到重庆， 然后买棹沿长江顺流南下，消息传来，他所乘的轮船在急流中触礁，船破人亡， 周先生连同他的财物，全部葬身鱼腹，悲哉哀哉！ ４４．整部邮集 　　集邮，最好的机遇是能获得整部的邮集，这是充实收藏的捷径， 但机会很难遇到。在我的集邮生涯中，有幸集到过３部邮集。 　　第一部邮集是一位缅甸华侨带回来的。 　　珠港事件后，日军偷袭取胜，又挥戈东南亚入侵缅甸， 我国曾派自愿军入缅协同作战，后因失利，缅甸为日军占领。 很多华侨由缅逃难回国，不少人转道贵阳去寻亲访友，由于携带盘缠用罄， 只好沿途变卖物品以维生计。 　　我所在的五洲药房有一近邻，叫仁记笔墨庄，老板姓张， 原在上海商物印书馆工作，年老返筑自营谋生。我喜买书看书， 闲时常到其店中，听他摆摆掌故，形成忘年之交。张老也有一位好友冯姓， 也是他的坐上客，因之亦相稔。一次冯君在街头闲逛， 看见一位逃难华侨出售一本邮票，他深知我爱集邮，就代我买下，交给张老， 张老即通知我去他店中翻阅，说是代我买的，我非常高兴， 并深谢他们的关怀，这样我第一次获得第一部邮集。这部邮集，硬面装订， 内贴是米黄色带细格座标的贴页。第一页贴有大龙、小龙各一套， 第二页是一套万寿票，都是品相上乘的旧票，其它全部都是缅甸的成套新票， 其中有１９３７年和１９３８年的全部“公事邮票”。 说明这位华侨是专集缅甸邮票的，但最前面有３套中国最早的古典邮票， 更体现他是一位爱国的华侨，通过邮票来表达他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 非常令人钦佩。遗憾的是未能与这位华侨谋面，如果我能直接从他手中购来， 可能还会多付一些代价，以资助他的路费。 　　集邮的人都是爱邮如命，非万不得已不会出售其藏品的。 所幸这本邮册的背脊上烫有画行英文姓名TIAN CHU SEN （音译田楚森），可聊寄相思。 　　自我改变主意后，虽陆续补进了一些民国的早期票， 但大清票还是空白，有了这３套来当集国邮的“龙头”， 使我集华邮进入一个新的台阶，数十年来就一直以集国邮为主了。 ４５．善震遗集 　　任善震是贵阳一位老集邮家，我到贵阳后不久即与他结识。 在１９４２年我俩与许庆民共同发起组织金竹邮票会，他负责宣传， 我负责总务，过从更密，三天五日要聚商一次， 为印刷《金竹邮刊》找印厂而奔走。我当时尚未成家，更多的时候是我到他家中去玩， 结成莫逆。任君个子瘦矮，戴一副眼镜，待人接物，彬彬有礼。 他除集邮外，还喜金石，常为亲友治印，一次有友自昆明来，赠我牙章一枚， 也请他给我扫执刀，这枚象牙私章，在我手中已用了５０多年， 将一直用到我去见马克思。他身体素来羸弱，加之不善于摄生， 人到中年就离开人世，吊丧期中，我亲向遗体致礼并亲视入殓。他子女幼小， 爱人又未工作，特厚赠奠仪，以表诚挚友谊。今日唯一能缅怀任君者， 是珍藏他亲手所治的印章耳。解放后工作、学习、运动十分紧张， 无形中与他家中断走动。不料任兄过世后十几年的１９６１年， 与任兄的老大任惠，在马路上偶遇，先给我打招呼，摆谈一阵， 方悉他已毕业于遵义医学院当医生，结了婚，生了小孩，每周回家一次。 听后我诚心为亡友高兴，后裔能成家立业。问及其老母身体， 告之已在早年谢世。随后又谈及他父亲的邮票如何？ 原来自任兄逝世后一直压在箱底从未动过，原因是他们不集，叫我有机会去他家看看， 如要则可以送给我。一个星期天我去过访，才临时从箱子下面翻了出来， 数了一下有２３本插册，一股霉气冲鼻而来，盖已尘封十余年未见阳光。 我翻了一下，有大小龙、万寿、红印花大一元，各个时期的普票， 都是任兄原物，其中有些已霉变。我就说放在你家，不会保护， 日久会糟踏掉的，不如送给我，他同意，并征求同住叔父的意见，也赞成。 接着我又询问还有许多邮刊和许多整版的邮票，他说从未见过， 可能被母亲当废纸卖了。不料数年后，“文化大革命”临头，被抄家揪斗， 任惠被迫自戕。年青有为之人，报国之志未酬而死于非命。惜哉！ 幸邮集到我手中，未遭厄运。 ４６．明三藏品 　　我中解放前结识一位邮友，他叫吕明三，小我十来岁， 也从事药学工作，与我是同行又是同好，解放后同在卫生系统工作。 在业务上，他常求教于我，在集邮上也仿效我的思路从事收集。 如我集得很多复品，就自制近百本如明信片大的复品插册，为了寻找方便， 一种类型或一种版式用一本，如帆船票一册，单、双圈各一册，京烈一册， 港烈有、无水印各一册等等，按年代顺序摆放在抽屉中， 好象图书馆的资料卡一样，一索即得。吕明三也照我的办法自制许多的插票本， 也按邮票版别分类插放，井井有条。 后来他调到郊区三桥卫生院工作，因路较远，过往渐稀。大约１９６２年，三年自然灾害临头， 生活处在低标准时期，春节假日，我偕爱人与小孩到一家饮食店吃早点， 改善改善。席间遇到吕明三爱人支效珍（她在市邮局工作）， 也携小孩进早餐，打了招呼，见其面容憔悴， 相谈之下方悉明三在一次药房值夜班时突然死去。她中年丧偶能不悲痛！我当即多加安慰， 劝其节哀顺变，保重身体，带好小孩。两个月后又一次在早点馆中相遇， 她的精神比上次好多了，于是详细地摆谈一阵。话间提到吕的邮集， 她说她一点也不感兴趣，问我如要，可以在星期天到家中来取。 我鉴于她身体孱弱，就购了一些奶粉、葡萄糖、 麦乳精和水果罐头在星期天带去。到了她家，取出皮箱，我就全部拿走了， 其中大部是４０年代的信销票，另有一些三、四版伦敦中山像的全张， 还有２０００套邮政总局成立５０周年纪念票。我捆成一大包背回家来， 这是效珍代吕明三对我深厚的友谊表现，也是我集邮生涯中铭记不忘的事。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个月后我们又在马路上相遇， 她告诉我家中财物连箱一锅端，全部被窃一空，真是祸不单行，多年积蓄， 付诸东流，破案无望，心灰意冷，所幸邮票送我，幸免于劫， 并告决定回南京老家。不久，在领导的关怀下办理调职手续，时光荏苒， 一晃３０余年，她的近况如何，已音信杳然，真令人怀念不已。 ４７．邮集归宿 　　邮集或聚或散，如捐献国家，传给子女，赠送友好或付诸拍卖， 乃是邮集的一种归宿。当然还有一种破坏性的归宿， 在天灾人祸临头时，使邮集荡覆或销毁。 　　我是一个平民集邮家，从工作到退休，一生依靠薪金为生， 集邮花的钱，都是在生活中奉行布衣暖，菜根香，不沾烟酒，不事赌博， 节约下来的。所以数十年来藏品确实不少， 但无什么值得夸耀的珍罕奇品。由于我待人诚恳，苍天不负苦心人，时常交一些好运， 譬如用不花钱的信销票换得５０００枚外邮， 中信版１６分粗齿蒙一位不集邮的同志送我几十枚，更幸运的是先后获得３部邮集，一部花钱， 两部不花钱，本来还有一部差一点也是我的。抗战胜利后， 仲梓庭君离筑去江浙，临行前寄存我处５大包封片（郑汝纯先生让）， 其中有些什么，我一包也未打开看过。临行前约定，如果来信要就寄给他， 否则就留下给我。走后大约半年多，仲君由申来信， 说要筹一笔旅费去港，嘱我将存放的封片寄申，不久接他从港来信，告之留港谋生。 １９５３年又接他从卡拉奇来信，方悉他又去巴其斯坦经商了。 总之除了自己苦心经营收集外，能拥有３部他人邮集，确属得天独厚。 更欣慰的是在十年浩劫中，能安然无恙，一枚不丢保存下来，真不容易。 我父亲字号“吉人”，难道真有“吉人天相”之说吗？ 　　天下无不散的筵席，我常常捉摸，应当为邮集找一个归宿。 捐献国家，没有珍品，拿不出手（文革初怕被抄去， 曾与贵州省博物馆联系，事未成）；传给子女，他们都无兴趣；待价而沽没有机会； 只留送人之一途，经过选择， 我于１９７５年连同邮书邮刊全部送给修文的任尔勤同志。为邮集找到了归宿，我也心安了。将邮集送人， 许多人不理解，常常提出询问，发出慨叹。其实问题很简单， 给邮集找归宿，一是生前安排，二是死后处理，前者主动，可以随心， 后者被动，瞑目无知，我选择了前者而已。 ４８．中外邮刊 　　我改集国邮后，相熟的邮友还帮我介绍邮商，以补邮品， 福州中外邮票社就是陈家骧介绍的（他１９９２年春在杭州家中逝世， 我数次地杭，有两次住在他家）。 　　中外邮票社的主人是一位老集邮家，叫陈永蕃先生， 在福州经营邮业有多年，当时在榕的一些老集邮家，如魏叔彝、王谢燕、 郑千里、阮景光、叶根深、朱全藩、魏光琪等交往很深，往来很密。 　　陈永蕃先生的邮社，以出售中国邮票为主， 我在陈家骧处看到寄来的目录，是利用旧式帐册的片页，用复写纸书写的， 可说是艰苦经营，我从中选了几种，将款汇去函购。据家骧告我，他处票价较廉， 以后他出新的目录也给我寄来，慢慢我成为老主顾。 后来他每有新品收进，也常主动先将票寄我选购，本来是先款后票， 一变为先票后款，证明我们之间已从一般的买卖关系成为邮友了。他寄来的国邮， 十九均为所需，因之我事后体会到，一个有经验的邮商， 能从顾客购票的品种中，体察了一个集邮者的收集水平， 有针对性地帮助其收集所需邮品。 　　一次我收到他寄来一大包邮票，打开一看， 是福州商埠票５枚一组的２０００套。他在信中说，近期收进一批商埠票， 是一个机关档案中的存物，当废纸出售，是秤斤论两购得的，特寄你２００套， 象征性的收一点票款，可以备作与他有交换邮品之用， 借商埠票还所知甚少，也未收集，但福州商埠票画面上的帆樯林立， 闽江中龙舟竞渡，十分悦目，比之中华邮政所发行的邮票，在题材上更胜一筹， 加之票幅大型，刷色多种，令人喜爱。 　　１９４４年６月下旬接到院生的来信， 告之其父陈永蕃先生已于本月１３日逝世，噩耗突来， 为失去一位良师益友而深深悲恸与惋惜。 　　所幸中外邮票社的业务后继有人，嗟慰哀心。 ４９．福州商埠 　　福州商埠票是各地商埠票中印刷比较精细而美丽的一套， 在商埠票中排行第九，于１８９５年８月１日发行。 　　福州商埠邮政原属上海工部局书信馆的代理机构， １８９４年８月正式成立了“福州商埠邮局”， 于是脱离了上海工部局书信馆而独立开办业务。次年元旦起，外侨团体设置“福州书信馆”， ８月起开始发行邮票。 　　福州商埠票，大型，主图为“龙舟竞赛图”。 龙舟竞渡是我国民间的一项传统体育活动。我年幼时在家乡丹阳曾见过，场面热闹， 赛后的龙舟还要存放到南门外龙王庙。龙舟竞渡的起源传说甚多， 最常见的一说是为了纪念屈原。《荆楚岁时记》说：“五月五日竞渡， 俗为屈原投汨罗之日，伤其死，故命舟楫以救之。 ”以后乃逐渐形成了龙舟竞渡的活动。现在不仅在端午节纷纷举行， 就是在其他节日也多有开展。邮票上的龙舟正在指挥人的鼓乐声中破浪前进，煞是壮观。 　　旧日邮商目录上出售的福州商埠票多为５枚或８枚一组， 故一般人多认为是８枚一全套，解放后有些邮刊也说成是一套８枚的。 　　其实，福州的龙舟竞赛图商埠票分第一次与第二次两套， 共为１１枚。 　　第一套１８９５年８月１日发行，齿孔１３．５～１５．５度， 全张５０枚（５×１０），全套９枚。计５文（即半仙）深蓝， １仙（即１分，下同）绿，２仙橙，５仙浅蓝，６仙红，１０仙黄绿， １５仙褐黄，２０仙青莲，４０仙红棕。英国伦敦华德路公司承印。 第二次乃１８９６年７月发行，为２枚，即５文黄色，１仙棕色； 齿孔为１３．５～１５度，亦５０枚全张，承印商同第一套。 这样半仙（５文）和１仙就有两种刷色，必须特别注意。两种同面值票， 第二版高于第一版。同时要指出的是，这套邮票的旧票比新票贵， 说明实寄的很少，故实寄封乃名贵之品。 　　在我国正式发行的邮票上， 尚未见采用民俗与体育相结合的“龙舟竞争”题材。 ５０．动物邮票 　　商埠邮政是列强侵略中国订立不平等条约之后出现的地区性的特殊邮政，大都设立在通商口岸，也侵权发行邮票。 其中以上海工部局书信馆历史最早、最久（１８６５￣１８９８年），发行邮票最多，有普通、纪念、欠资、加盖等２００余种。其邮件可寄国外， 故英、美的世界邮票年鉴均加收载。１９世纪末， 各地书信馆发行邮票的有１８９３年的烟台、汉口、重庆；１８９４年的镇江、九江、 宜昌、芜湖；１８９５年的福州、厦门；１８９６年的金陵； 威海卫和列公岛在１８９６年大清正式邮政建立之后的１８９８年才最后冒出， 合计共有１３处。后１２家邮票只能在其本市、埠际贴用。 　　以往收集商埠票的人不少，我受福州商埠票的诱发， 也加入这个行列，大都一鳞半爪。其中有成就者不多， 对商埠票有深刻研究者更是凤毛麟角。就我所知，陈复祥先生对商埠票大有研究， 写了不少文章；史济宏医生有专著，有邮集，邮集已捐献国家； 阎东魁先生前出致力于商埠票，惜藏品与资料均毁于“文化大革命”中； 当代瑞士籍华人薛少棠先生拥有两部商埠票专集，并先后在国内展出过。 　　商埠票在设计上的特色是取材多样化，尤以动物邮票为突出。 如上海的工部大龙，为海关大龙提借贷蓝本。 各国早期邮票采用动物的不多，我国大清邮政有友（加盖中华民国票）、鱼雁， 后期有飞鸽、铜牛，还有西藏的狮子。而商埠票中却出现厦门的白鹭， 芜湖和宜昌的雉鸡，宜昌的水獭，芜湖的鹤、鹿、猫头鹰、水鸟等。 新中国动物邮票丰富多采，为这个专题添光彩。 　　动物邮票是个大家族，能组建数以万计的专题， 亦能在国际邮展上问鼎大奖，一向为集专题者所钟爱。 专题集邮风行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而３０年代我国李伯鲲先生已努力收集， ７０年代末我参观过他的动物专题邮集，蔚为大观。马任全先生除专攻华邮外， 还特意收集各国以“马”为图的邮票，盖先生姓马，可说集动物票之逸闻。奉劝集动物票的人，不要忘记商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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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中外邮刊 　　中外邮票社的陈永蕃老先生于１９４４年４月１３日辞世后， 由其子院生君继承父志，继续经营邮票业务。他年少志壮， 业务蒸蒸日上，扩大营业范围，编印铅印售品目录。在陈院生的锐意经营下， 于１９４７年４月创办《中外邮刊》，原为８开单张，后扩充为杂志式，改名为《中外邮学杂志》，聘我为贵州的通讯员。 　　当时我曾为《中外邮学杂志》写过不少邮文。 须知在解放前出版的邮刊，无论邮会还是邮商刊行的，都是不给稿酬的， 发表文章后最多是赠送一份刊物而已。我为什么为《中外邮学杂志》大力投稿， 主要原因是为报答永番先生生前知遇之恩。当时我虽已改集国邮， 但对西邮中的一些有趣的故事，还是非常钟情， 特为该杂志辟专栏“七海邮风录”，介绍一些外国邮票上的珍闻趣事，写过哪些， 早已忘之九霄云外，只记得有一篇是写威廉·泰尔父子箭射头上苹果的事， 因为瑞士曾发行过多枚威廉·泰尔及其子手持弓箭与苹果图的邮票， 将两枚邮票贴在一起，就是威廉·泰尔反对奥地利统治的斗争故事。 　　在华邮中有“前四宝”与“后四宝”，还专门有“红印花四宝”，皆为清代邮票与民国早期票。在抗战时期的大后方重庆， 突然出现纽约版二元中心倒印票，一时引为美谈，心想何不来个“华邮第三宝”，在心血来潮的冲动下，以“纽约倒”领衔， 推荐４枚抗战时期的邮票为“华邮第三宝”，撰文投之《中外邮学杂志》。 虽然我推荐的品种不成熟，不具权威性，但“一石激起千层浪”， 引起集邮界的兴趣，纷纷扬扬，揭开了一个讨论“华邮第三宝”的热潮， 邮刊上一时热闹非常，各方来和文章如雪片飞来，有赞同的，有补充的，有新构思的，这对提高《中外邮学杂志》的声誉大起作用。 　　《中外邮学杂志》在印目录时有一个特点， 即将作者的照片刊在顶端，很引人注目。发行至第５期后于１９４８年７月停刊。新中国成立后，我一直与陈院生中断鱼雁，怅甚。 ５２．张包邮话 　　１９４２年初，金竹邮票会尚未成立， 我交往的邮友还不太多，其中有一位陈家骧君认识较早。说来事也凑巧， 他是我与张华英结识的媒人，星期天多去他家中玩。他与上海陈复祥、张包子俊、 福州的陈永蕃都有来往，手中的邮品也不少。他当时在西南公路局供职， 业余还交流邮品。一次我到他家，除参观邮票外， 见他桌上有份第１期《邮话》，我读了之后，如获至宝，就要了回来， 便按址写信寄款到上海爱文义路福田屯（村）７１号奥伦多邮票公司订阅。 　　《邮话》每月１期，８开单页，由经理张包子俊先生任主编， １～３６期为月刊，３７～４４期改为不定期，全份为４４期， 从１９４２年１月１日至１９４６年５月３１日停刊，历时５年。 　　第１期陈复祥先生写的《邮商与集邮家之关系》一文，分析全面，他说：“富于学识经验之邮商，可以惠而不费之代价， 造成其主顾，成一伟大之集邮家。反之，邮商之自私自利，甚或有欺骗性者， 则可使将成之集邮家忿而辍集，是故集邮家之成就，全在邮商之手。 ”说明守信用邮商存在之必要，以及集邮者与邮商之间的密切关系。 　　从第２期起，差不多每期都有《上海邮市动态》， 对邮市的变化进行分析预测，并适时报导邮市价格，灵通信息， 作为购藏之参考。沪上许多名家都为《邮话》写稿， “邮史矿”张赓伯的《无尽藏室邮话》，按期连载，佳作累累。叶颂蕃的《余之集邮史》登了７篇， 不少掌故。接着陈志川的《邮途末技篇》登场，其中有３段“如何研究”很有参考价值。倪宣文的《红印花珍品谈》连载３期，娓娓如数家珍。其他重要的邮学文章有《清一次邮票刷色之研究》、 《蒙疆邮史》、《中国版百城发行因果》、《万寿纪念票之研讨》。 此外还有钟笑炉的《集边小志》，马任全的《余之集邮年纪》。 　　我存的一全份《邮话》送了任尔勤，但缺４３、４４两期， 后遵义钟裴英为之配齐，诚属不易。 ５３．加入新光 　　新光邮票会成立于１９２５年冬，我那时才８岁， 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虽然在叔父家见过“龙头”（邮票）， 却并不知道可以收集，只是跟左邻右舍的大朋友一起玩玩香烟画片。 　　１９４２年金竹邮票会成立后，与集邮界的交往有了扩大， 同时在《邮话》上读到邮会的介绍，其中有新光邮票会。新光邮票会原址是在杭州严衙弄２号，创办人有张包子俊、 凌能夏、李弗如、郑汝纯、蒋伯埙等。“七七”抗战后， 于１９３８年迁至上海。上海许多新老会员参加进来，声势大震，扩大会务， 恢复会刊，举办邮展，举行拍卖，会员因之猛增。１９４８年会务停顿， 而拍卖一直维持到１９５２年。 　　我参加新光邮票会是在迁沪之后， 现手中还藏有会员证４枚：普通会员证两枚，浅黄色底，一张费５元，一张会费１０元； 永久会员证两枚，粉红色底，一张收遇１００元，一张收５０００元。 ５０００元的会员证大型，有钟笑炉先生的私章， 并注明：“收补肋费五千元”，永久会员只须缴一次费，故称补肋费。 我的会员证号是１８３０号。会刊《新光邮票杂志》在２５年中共出版１６卷， 先后用过《邮票新声》、《新光月刊》、《新光钱币杂志》、《新光会刊》、 《新光年刊》等名称。还出版《中国邮戳记略》专著。 自入会后的会刊都按期藏有，唯缺入会前的会刊，我乃向会中补购， 向邮商目录中函购，结果还缺数期，可见集刊比集票难。 　　新光邮票会在１９８５年于上海、 杭州两地举行新光成立６０周年纪念活动，我路过上海有幸参加。 １９８９年新光成立６５周年在杭州举行庆祝会，张包老来函邀请，因事未能参加，耿耿于怀， 但原贵阳老会员袁怀德（现住长沙）及丹阳老会员汤通庆、 刘生霖均专程前往，寄我纪念封，略感心安。 　　为了纪念新光邮票会成立６５年，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了《新光邮刊荟萃》，主任选编张包子俊，执行选编林衡夫， 我有一篇旧作《集邮概论》被选入“邮学”栏目中。 ５４．花甲之庆 　　我国邮会有资格庆“花甲”者，中华、新光，甲戌３大邮票会也。中华邮票会与新光邮票会同庚，均在１９２５年成立， 但生日一在夏一在冬。 　　１９８５年适逢两会花甲大庆， 中华邮会因当年入会条件较严，会员不多目前健在者廖若晨星，无人领头，故未举行活动。 新光邮票会通过近几年的调查，健在的尚有３００多位， 加上创办人之一的张包子俊老寿星，系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的副会长，威望所在， 号召力强，故斯年集邮联在上海为新光举办成立６０周年纪念大会， 我适赴京开会，闻讯决定绕道赴申，以老会员一分子参加盛会。 庆祝大会设在青年文化宫（原大世界）国际厅，可惜规格不大下式会议只有半天，邀请会员的范围也只限于上海，连发源地的杭州也只好另择日期庆祝。我以一个不速之客来到会场，蒙唐无忌同志补发一请柬， 幸免被拒门外，由于申友陈达文给我弄到当日下午的火车票，所以午宴、 拍卖及杭州之会都未能参加，既抱歉又遗憾。 　　　在会场墙上的琳琅贺词中， 最令我瞩目而惊讶的是老友郁铭之先生所题的“宏扬邮学”。故人无恙，客居台湾，今睹亲笔题词， 见字如见人。回忆４０年代初，贵阳邮人荟萃，创立金竹邮票会， 时郁铭之在四川綦江工作，闻讯入会，并为《金竹邮刊》撰稿， 因之建立了邮谊。有一次他赠我一把亲手制作的不锈钢邮票镊，小巧玲珑， 质轻薄而弹性强，夹取邮票非常得心应手。可贵的是上面凿有“ＴＯ ＭＲ．ＫＵＯ”及“ＦＲＯＭ．Ｍ．Ｔ．ＹＵＨ”的馈赠姓名， 这把邮镊我一直使用了５０多年，政局天翻地覆，人间沧海桑田， 这把永不生锈的邮镊伴我数十年，为我的集邮服务，每当在手， 怀念故人之情油然而生，海峡相阻，只能寄相思于雁行，慰友情于邮镊，“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有朝一日，或聚首半屏山，或相逢在黄果树， 斗室促膝，共话邮事，慰生平于古稀，添邮坛之佳话， 为“宏扬邮学”献余生。现郁君侨居美国，时有来信。 ５５．国粹邮刊 　　《邮话》在１９４２年１月创刊， 是奥伦多邮票公司对外宣传刊物，以经营业务为主，兼刊邮学文章。 同年３月１日出版的《国粹邮刊》，乃是国粹邮票公司的邮学刊物，主办人为陈志川。 此刊之发刊词中说：“本刊以研究邮学为立场，不作营业上的宣传， 按期发表国邮研究史料。” 　　国人集邮的爱好，在时间上迟于欧美一步， 加上我国海关邮政为洋人所把持，当年发行的大龙、小龙、万寿、 红印花暂作洋银等珍贵之品，流落海外，国宝外溢，使国外许多专家能掌握大量邮品， 聚精会神地研究我国早期邮票，国人反而缺乏研究。 中国发行的邮票外国去考证，可说是国人之耻。 　　自从中华邮票会的《邮乘》、《邮学月刊》、 《邮典》出版后，发表许许多多研究华邮的文章，使华邮身价大增， 提高了国际地位，但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深一步探讨。《国粹邮刊》的创刊， 是期望继续前人研究的成果，加以发扬光大。 　　《国粹邮刊》自创至１９４６年６月，共出４２期，即每月１期，我也随《邮话》之后，成为《国粹》一读者。初时我还以集西邮为主，但《国粹邮刊》上的文章，我还是非常爱读， 这对我由集西邮转入集华邮，在思想上有促进作用，在邮识上有启发作用， 为转变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国粹邮刊》主人陈志川先生，除重视华邮的高深研究外， 还为普及集邮知识下了功夫。他所写的《她的集邮生活》， 特辟１／４的版面连载，从开始集邮说起，到如何从信封上取下邮票， 对邮票的新旧、品相，各种必备的集邮工具和其用法，水印，变体， 直到邮票的整理，邮集的配置，加入邮票会，参加邮票拍卖，集邮座谈会， 购置邮学书籍，参观邮友邮集，参观邮票展览等做了深入浅出的阐述， 加上有许多插图，读来引人入胜。后来出版单行本， 更是一本完整的图文并茂的集邮入门好教材。铜版纸精印，数量不多，可称珍本。 ５６．中信版票 　　　《国粹邮刊》在上海出版后，我虽是一个长期读者， 因该刊以研究我国古典邮票为主，我对早期票收藏贫乏，故未投过稿。后来一想，介绍一些近期票也是发扬“国粹”，于是写了一篇邮文， 题名为《中信版票》，从第３３期开始，分期连载至长３６期， 此稿于１９４４年５月１０日寄出，到达上海时，已是“国粹邮刊”３２期付印之日，该期“编辑人语”说：“自绿衣人递到，南北相隔万里， 有此声气相通，开缄色喜，伸纸神欢，庄诵数回，趣味横溢，内容切实华贵， 诚近代票中重要之史稿也。” 　　《中信版票》一稿，我分名称、图案、版式、版铭、种类、纸质、刷色、齿孔、暗记、变体１０段阐述中信版票的全貌。稿寄申后，陈志川先生复请钟笑炉先生参注。收集中信版票， 我在内地，近水楼台先得月，有得天独厚之便， 而笑炉先生与全国各地邮友广泛交往，邮票来源丰富，我所有者彼可能缺， 彼所有者我可能缺，一经参注使拙文更添光彩。 诚如编者所言：“复经钟笑炉先生批注，考证更为翔实，一稿两读，名家执笔并刊，足称双绝。” 　　中信版票是抗战时期在大后方所印的一套非常重要的邮票， 也是面值最多的一套。计有：１角，１．６角，２角，２．５角，３角， ４角，５角，１元（绿），１元（红），１．５元，２元，３元， ４元，５元，共１４种。 　　由于抗战时期，后方印刷设备简陋，加上物资亦甚匮乏， 故印刷用纸多为土纸（分条纸、云纹、无纹），间有道林纸（分国道林、 外道林、白软薄道林），故分纸有３０余种。齿孔也很复杂，从１０． ５～１３．５度，还有些横直齿度不同者， 与纸质交叉接近以各种变体、趣味品，就更异彩纷呈了。 　　中信版票在后来的“国内平信附加已付”“改作伍角”“划线伍角”“国币改值”“长框改作”“金圆改值”等改值票中大显身手。 ５７．１６分粗齿 　　中信版中山像票是重庆中央信托局印制处承印的第１套邮票， 而１角６分又是第１套中的第１枚。 当时内地国内平信邮资为１６分（１９４１．１１．１～１９４２．１０．３１，初时为１５分， 旋改为１６分）。故最早出售的也是１６分，以重庆为准， 首日为１９４２年９月１５日。 　　时邮政总局鉴于邮政亏损太大， 拟从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１日起加收附加费１元， 准备用刚刚发行的１６分票加印“国内平信附加已付”字样后，按１．１６元出售。 于是在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９日电告各地邮区停止出售这种１６分票，故出售不到１个月， 所以在全套邮票中的价格是最高的一枚，而其中粗齿票则更为名贵，与细齿相比， 约高数十培或百培。从出让情况看，很多流通目录的中信版全套， 大都缺１６分，细齿尚且如此难配，粗齿就更少见了。 　　约在１９４２年９月下旬，有一朋友从湄潭县来， 在当地邮局为我购得５０枚１６分票，印刷很粗糙， 适逢桂林王劳生先生来信托我代购１６分票，我不及去邮局，也没有细看， 就随手撕下一个方连后，乃全部寄给王君。第二天有邮友过访，问我收到什么新品种， 我说有中信版１６分票，他打开我桌上的插册，端详一番，并用量齿尺量了一下， 说是１０．５度粗齿，向我索取。我说已扫数寄给王劳生先生了。 他听后建议我立即写信要回来，我当即去信告知之此间邮友需粗齿的１６分， 请将寄上的退回，并告之回信时各贴细齿、粗齿挂号付邮。 　　王君接我第二封信时，收到的邮票尚未碰动，除贴两枚外， 如数寄回。收到后我除了寄上海钟笑炉先生一个四方连外， 所存都为筑友瓜分，他们来时，我即取出由他们自己撕开，有的要双连， 较多者要方连，个别人撕去六方连，最后只剩下八九枚了。现在回想起来， 集邮贵在互肋，他人肋我，我肋他人，过去不知何组织有“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的口号。同时王劳生虽是邮商，商业道德高尚， 能全部退我而不截留。后来他过筑去渝，我俩形成挚友。 ５８．齿度揽胜 　　中信版票不但纸质变化多，而且齿孔也非常复杂， 单式齿有１０．５度、１１度、１１．５度、１２度、１２．５度、 １３度和１３．５度７种。１０．５度、１１度、１１．５度为粗齿； １２度、 　　１２．５度为中齿；１３度、１３．５度为细齿。异度齿有１０． ５×１１度、１１×１３度、１１．５×１２度、１２×１２． ５度和１３×１１度５种。合计１２种之多，一套邮票１４种，几乎成了１：１了。 　　现按齿度分类如下： 　　单式齿： １０．５度 有：１６分、２０分、３０分、４０分、１．５元； １１度 有：１６分、２０分、３０分、４０分、红１元、 １．５元、５元； １１．５度 有：２０分、５０分（分大小孔）、红１元、１． ５元； １２度 有：５０分、红１元； １２．５度 有：１０分、２元（大小孔）、３元、５元； １３度 有：１０分、１６分、２０分、２５分、３０分、 ４０分、５０分、红１元、绿１元、１．５元、２元、３元、４元、 ５元； １３．５度 有：５０分。 　　异度齿： １０．５×１１度 有：１６分、红１元； １１×１３度 有：４０分、５０分（大小孔）； １１．５×１２度 有：２０分； １２×１２．５度 有：５０分； １３×１１度 有：２０分、３０分、４０分、５０分、红１元。 　　这些不同齿度的邮票，在１９４２年要皆备，也须大费周折。 以上是根据《中华民国邮票目录》、 《中国邮票图鉴》及《旧中国切手图鉴》三书综合而成，扣书所载多有出入，可供参考。 　　中信版邮票齿度这样复杂， 可见当年中央信托局印制处的设备是东拼西凑的。中信版票的发行日期为１９４２年９月１５日， 我第一次集得１６分的新票是从湄潭来的，齿孔为１０．５度。 旧票见有湄潭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１６日、遵义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２８日，均１１度粗齿。 细齿１３度旧票见有贵阳１９４２年９月２６日、 晴隆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１６日、安顺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２６日。 可见当时在贵州邮区已较普通发售使用。１６分虽在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９日停售， 因用户手中有存票，故日戳在１０月９日之后仍见贴用， 但超过１０月的尚未见有，也录之以留鸿爪耳。 ５９．五卷一期 　　从《国粹邮刊》引出“中信版票”， 现又回过头再谈《国粹邮刊》。自上海停刊后，主编陈志川君移居香港，接其来信告之， 准备在香港复刊，改为书本式，向我征稿， 我在匆忙中撰写了《论黔桂红字加盖票》寄港。写此稿时，我还到乐景武先生家中， 借他珍藏的“黔”字５元横四纵五的２０枚大方连拍成照片，作为文章插图。 文稿寄港后，陈君来信大喜，但告之五卷一期已发稿，准备在第二期刊用。 不久他寄来五卷一期的校样稿，真乃佳作如林， 其中复刊词写得情意切。 　　１９５０年４月《国粹邮刊》五卷一期正式与读者见面， 蒙远道惠赠，封面为摄影大师郎静山名片，为一枝发芽的柳树， 刊名为邮王周今觉所书。主要著作有方业光节译的《费拉尔与中国邮票》， 陈志川译的《论１８９４年万寿纪念票之发行》， 研究文章有吴乐园的《万寿小字九分作一角倒盖票之成因及全格枚数商讨》； 陈志川的《再论万寿及小龙加盖小字之版式与程序》， 原《国邮见闻录》再次与读者见面。汪松林的《台湾光复邮票之发行史（上）》， 马杰礼的《读许曼氏福州飓风票有感》，孙君毅的《论齿孔》， 黎洼生的《单位与基数票使用释义》。这期介绍了３位中外知名邮人， 《今觉先生之謦亥》、《香港邮学巨擘肖作斌》、 《记世界名集邮家骚尔纽伯利之逝世》。此外有香港集邮之近况，集邮小说有《邮宝珠还记》等， 不胜枚举。如果你还保存有这本杂志， 可以欣赏到纽约版中心倒印的二元全张的全貌，它是在拆散前摄影的，当时可说是有心人的杰作。 　　可惜《国粹》五卷只出一期而寿终， 故我写的《论黔桂红字加盖票》也就未能刊出， 但在一期上已做了预告曰：“北京新版帆船宫门式黔桂字票为近年来我国邮坛最新发现之课题，曾为学者所重视， 而认为研究邮近期票之资料，作者对此项加盖票收辑珍闻，网罗散轶， 阐述透彻，诚为不可多见之邮学名作。”后此文由陈志川带到台湾后才刊出面世。 ６０．桂水黔山 　　广西简称曰“桂”，以水著称， 主要有西江及其支流郁江（邕江）、柳江、桂江。山水甲天下的漓江即桂江的上游。贵州曰“黔”， 境内多山，如苗岭、大娄山、武陵山、乌蒙山等。两省相连， 有“黔桂铁路”贯通。 　　辛亥革命后的中华邮政印制的普票，先后共发行３套， 分别称“伦敦版”、“北京版”及“北京新版”，简称民一、民二、民三。 其中半分至壹角的图案为帆船；壹角叁分至伍角为农获图； 壹圆至廿圆为北京国子监的圜桥门，俗称“宫门”。 在１９１５～１９３３年这定时期中，由于很多省份币值汇率不同， 为了防止利用邮票套汇（旧时很多商店的小宗邮购业务，可以寄新邮代洋）， 故先后在帆船票上加印“限新省贴用”、“限滇省贴用”、 “限吉黑贴用”及“限四川贴用”。 后来在北京新版宫门式元数票中发现红色加印“桂”字和“黔”字的加字票，从性质看有限省贴用之意，但没有低面值者， 应当是另一种原因而加字的。 　　“桂”、 “黔”红字加盖票是北京邮政总局委托白纸印制局加盖后，分发到贵州、广西使用。发来贵州的只有１、２、５元３种， １０元、２０元存总局库中未下发。广西的则５种发齐。 由于发行时鲜为人知，邮人手中所存者多１元、２元者，全套若干， 讳莫如深。１９４４年美国罗斯福４次联任后病死于任内， 他是一位知名的集邮家，其遗集被公开拍卖，丁照临兄由美弄得两册拍卖目录， 书上印有“黔”、“桂”加字１元、２元、５元、 １０元及２０元的全组照片。这样全套新票才第一次公开露面，由不见经传而盖棺论定， “黔”、“桂”字票收入国家邮集，是属于琥式发行的加字票。 　　关于黔桂加字票的具体发行日期尚未弄清楚， 在旧票上最早的有１９２６年１０月桂林戳，贵阳日戳最者见有１９３１年４月２日。 １９４８年交通部在南京、上海举办邮展时亦展出全套， 在展品中注明为１９３２年发行，肯定是不对。 也有人说是１９２３年４月１２日，但未能提出有力证据。

６１．交换古邮 　　１９４５年夏，有一邮局职工过访，携来旧票一包，向我求售。 我打开一看，都是一些元数票，品相很佳，纪念票有新生活运动、 邮政开办４０周年、庆美、民国创立３０周年的１元票， 普票则有加盖红色“黔”字５元１０余枚（１元、２元无）。 当时我曾与仲梓庭兄合作搞维多利亚邮票公司（名字好听，实际是每人拿出一些复品， 在《金竹邮刊》上刊登出让目录，只登两期后因仲君离筑而流产）， 为了充实让品，我就全部收购，平均每枚５００元。 由于当时对这种加字票不见经传，认识不足，其身价似乎与不加字者相同， 甚至还低一些似的。在维多利亚公司第二号目录上，登出的售价为６００元， 而期的新版帆船票０．５分～５元２２枚售价为１０００元， 邮政４０年１元售价为１２００元，可见“黔”字５元票的价格是极低的。 价虽廉而问津极少。一日过访乐景武兄，提及“黔”字５元票， 并取出一个４×５的大方连给我欣赏。同时告之美国一邮商来信征求这种加印“黔”、 “桂”字邮票，你存有１０余枚，也卖不起价， 不如寄几枚去交换一点早期国邮。我觉得很有道理，随后我就送去５枚， 大约３个月后接到美国邮商回信，据景武兄告之， 美国老邮商收到“黔”字票后很高兴，他寄来了光复、区和新票各一套， 清日本石印墨绿５角新票１枚作为交换。当时我也十分高兴，认为我花的钱不多， 获得一些自己所缺的邮品，是非常划得来的。 如果按１９８８年《中国清代邮票目录》与１９９０年《中华民国邮票目录》上的标价，就要吃亏３倍多了。 记录如下：墨绿５角新１４００元、光复全套２０００元、 共和全套９００元，共４３００元； “黔”字５元旧票每枚３５００元， 共１７５００元。俗说早晚行市不同，此一时彼一时， 无所谓便宜与吃亏。这种红字加“黔”、“桂”票日益引起人们重视， 变敝帚为珍品则可喜的。后来有一位邮友用１元、２元者换去我两枚５元， 看来也是吃亏，实际１元、２元者难觅。 ６２．新旧票价 　　上段提到“黔”字５元旧票的目录标价，而邮票有新有旧， 新旧邮票在邮市上的交换价格是有差别的。一般说来， 新票的价格要高于旧票，特别是集邮的初期阶段，收藏家都以集信销票为主， 集邮是靠“集”的。《辞海》对集邮的解释为“收集、 鉴赏和研究邮票的文化活动，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开始流行于欧洲。在中国， 集邮是一种群众性的文化活动。通过集邮，可以丰富知识和培养艺术鉴赏能力。 ”开宗明义，指出集邮最基本的是“收集”邮票。 如果用钱去邮局购新票来收藏，正如目前有人说是“买邮”了。 当然买新邮也是集邮的一种途径。但从“集”的本义说，还是应该一枚枚地去收集。 所以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时集新票的人是少的，故新票存世量少而价高。 同时新票必须花本钱，旧票常可不劳而获，可从纸篓中去寻觅。 比如普５新票为旧人民币４３万元，以５０年代我国人民的收入水平看， 要花４３万去买一套新票的确得掂一掂轻重， 何况当时的思潮是集旧为主呢。当然也有旧票高于新票的，如红印花小字壹圆八卦戳是孤品， 价值连城。 　　现在来看一看《中华民国邮票目录·１９９０》上对黔、 桂字新旧邮票标价情况： 面值 黔字 桂字 附注 新 旧 新 旧 １．标价以 １元 ８５０ １５００ ８５０ １５００ “元”为单位。２元 １６００ ２５００ １６００ ２５００ ２．黔字１０、５元 ２５００ ３５００ ２５００ ３５００ ２０元当时未下１０元 ３５００ 发 。 ２０元 ４５００ 评： 　　１．旧票价高于新票不合理。 　　２．桂区未列１０、２０元旧票价是否确认没有售过。 　　３．黔字１０、２０元旧票无价是对的，但新票虽未发行， 民间藏有，国家邮集收入，亦应有价。 　　４．桂区黔区的价都是一样，也不合逻辑，因两区业务有差别。 　　５．旧票不能以面值高低来套，如黔区５元旧票收藏量比１元、 ２元多。 目录上的标价有３种情况：（１）与市价同或接近； （２）参考价；（３）象征性价。黔、桂加字票标价属象征性类。 ６３．黔字５元 　　加印“黔”字邮票，流传不广，鲜为人知。据我所知， 在贵州集有这种邮票的人不多，五六人而已，都集的是旧票。 只见过黄干民藏集中有一枚５元新票。１、２、５元３种旧票中，１、 ２元旧票少见，且品相多不太佳，独５元者较多，品相亦好。是什么缘故呢？ 因１、２元多来自邮件中，而５元却难在邮件中遇见， 其来源多从档案的单据中外流，未经运转磨损沾污，故整洁如新。 　　“黔”字５元票我见过４×５的２０枚大方连， 乐景武先生见过全张，他收藏的大方连就是从全张中撕下来的。说来话长， 我曾阅见乐先生的遗稿中说：“由于国外对此票感兴趣者日多，需求亦渐殷， 常有以此为询者， 余忽忆及曾在姻戚文氏（即文彷溪）客室中见悬一镜框， 其内为此加盖红色‘黔’字５元之百枚整版票─全张（注：宫门５元全张为１０×５＝５０枚， 可能是便于销戳将两张粘在一起形成１０×１０的１００枚外观）。每枚皆按行列销─贵阳邮戳， 日期为民国廿二年（１９３３年）二月廿日。当时曾询此票的由来。 文答民国廿一年（１９３２年）冬因全国发生抗日运动， 贵阳各校学生组织检查日贷，查出即没收充公或烧毁。适贵阳百货业有包裹一批， 其中不少系日货。惧受损失，相约不敢取，暂存邮局以俟解决。 至次年二月运动结束后往取包裹，则邮局因堆存逾期过久， 须按章计日缴纳堆费，为数不赀，因群集商会讨论请求酌减。文适为商会会长， 遂代表与邮局协商略减，而由文向各商按包收取堆费，代向邮局总缴取包。据说共纳逾期堆费５００余元， 以加盖红色‘黔’字５元票销盖后作为缴纳凭证。文因获得此百枚全张之销盖票以作纪念。 余当时曾请分让少许，文以整张不便以分割为辞而罢。”又说：“１９４８年冬， 余再次向文子（注：叫文传声）以重金请让，彼允分让三十余枚， 除以一部分与许士（美国邮商）交换早期华邮外，邮集尚存有……” 　　解放前文传声任县长，据传解放后被镇压， 文氏所存全版“黔”字５元票则不知所终，可见珍品失之易而保之难。 ６４．稿落台岛 　　１９４８～１９４９年间，我收集到一些资料， 撰写了一篇《论黔、桂字加盖票》，投寄香港《国粹邮刊》，预告５卷２期刊用， 讵料出版一期后遽而停刊，故未能即时刊出。 　　《国粹邮刊》原在上海出版，主编陈志川先生，浙江杭州人， 童年开始集邮，是著名的邮学家、邮学书刊收藏家， １９４２年在上海开设国粹邮票公司，并编印出版《国粹邮刊》在港 复刊， 并向我索稿，当将该稿寄去。后陈志川又去台湾定居，鱼雁阻断， 这篇文稿的下落也说石沉大海，因未留底稿，故常耿耿于心。 　　１９８９年１０月间， 任尔勤同志获得台湾出版的《邮谭》一书，一大巨册，是纪念陈志川先生的专集。书到后送我先睹。 从纪念文章中方知悉我的这篇文章，已在台湾的《集邮天地》原刊， 又产生了新的惆怅，时在念念之中，不知何日才能重睹芳华。 当即托任尔勤代为物色，终于在新加坡牛车水邮票会冯锦濂先生的帮助下， 于１９９０年３月１９日航邮寄来该文的复印件，真是大喜过望。时光如箭， 一晃４０年，旧稿重读，有温古知新之感。 　　我写的《论黔桂红字加盖票》是用邑丹之名， 内容共分８节：一、题前絮语；二、种类问题；三、发行日期；四、身份研讨；五、 几意见；六、截止日期；七、发行数量；八、暂作结论。 可说比较详细地进行了系统的介绍，但尚不全面，有话多存疑的问题， 因之想有机会再发表一次，曾将原文按原样重抄一遍，寄给北京许庆发同志， 希望落空。我的初衷是通过重新发表，引起邮界的注意， 同时也希望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并借以求教于方家。 ６５．乐氏遗稿 　　乐景武先生是贵阳知名老集邮家之一，为著名的西医， 自已开业，集邮多年，收藏丰富。因其懂英文、德语， 故常与外国邮商有来往。加盖“黔”字的宫门式票，算他收藏最丰富。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乐景武先生遗孀朱敦同志来信告之， 乐景武的大儿子乐光尧在北京工作，我曾去探望， 并有机会看到乐先生的遗作《帆船三次元数票加盖红色“黔”字考》，十分高兴， 就复印一份回来。除在“黔字５元”节中已引用一段，现再摘抄之： 　　“前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后， 其邮集于１９４６年在纽约由著名邮商哈美尔（Ｈ．Ｒ。 Ｈａｍｅｒ）纽约分公司（总公司在波士顿）主持，分两次拍卖。 华邮部分原注：‘此集系中国蒋主席所馈赠于总统者，除未发行之部分无定价，余系按司各脱目录定价作参考， 约合美金千余元。’结果由前金陵大学教授罗兰博士（Ｄｒ． Ｌｏｙｏｅ ｒｕｌａｎｄ）以美金４７００元全部拍去。 此华邮全集区分６２号（１１６─１７８号）， 其中１５３号乃民国三次（按：即北京二次）北京新版加盖红色‘黔’字１元、２元、５元、１０元、 ２０元及加盖红色‘桂’字５元、１０元、２０元新票各一套。是票一出， 美国集邮界特别是华邮专集者为之震惊。 盖前次世界各国目录及集邮刊物皆无此票之著录，对此票之发行历史一无所知， 好奇者多方收购亦无所获。 　　１９４６年（？）冬， 友人丁照临君出示在纽约海麦尔公司拍卖之罗斯福邮集华邮部分全目，印刷装订甚精， 此红色加盖‘黔’字元数票全套赫然列入其１５３号，始引起余之注意。在此前一二年， 余因登报收购中国旧票，曾有持此种加盖之２元、 ５元单枚旧票数枚出售者，当时即廉价购藏之而未经为奇。 至是遂于存邮中清出而另眼相看，但也不知其由来了。” 　　以上所录乐君遗作，虽藏有其票，但仍不知其由来， 可见研究之不易，主要缺乏可靠资料。一位身居黔中的老集邮家， 竟对眼皮底下的邮票亦感深究之难也。 ６６．无独有偶 　　我于１９４８─１９４９年间撰写《论黔桂红字加盖票》文稿时，虽借乐景武先生的藏票拍照为插图，稿成并未请其过目即寄香港。无独有偶， 乐景武先生１９６４年７月１５日写成《帆船三次元数票加盖红色黔字考》一文，深藏邮筐而未发表，亦未出示他人。 两稿虽相隔１６年，但所论者同。同在贵阳未作学术上之交流， 可说是一大遗憾。 　　由于“黔、桂”加字票在罗斯福邮集中脱颖而出， 才引起国际集华邮者之重视。现再录乐君遗作一段： 　　“１９４８年夏忽有美国著名邮商兼华邮专家许士（Ｊ．Ｒ． Ｈｕｇｈｅｓ）者因于新西兰Ｋｉｗｉ交换会会刊见余名， 且知余居黔，遂远道投函，欲与余交换。余当试寄２元者１枚，彼极高兴， 又来函询余有关此票之一些问题：‘请君告我有关加盖红色单一黔字票的一些问题，余曾注意君所寄来之票， 其上销盖邮戳为１９３１年（民国二十年）， 但余曾获一枚１９２６年（民国十五周年）在桂林发行之加盖红色“桂”字１元旧票， 余意其为贵州发行之两种版式不同字体之加盖票，盖余曾于罗斯福总统邮集中见此两种版式之票并列也。 此间有人以为此乃贵州发行之汇兑专用票，但若此意见正确， 则何以用过之旧票仍为一全枚而非剪而为二半者耶？ ’盖许氏虽稍识华文而不知“桂”字系广西之别名，固非贵州发行之两种版式。 余遂复函为之纠正说明，又陆续邮寄加盖之５元旧票１０余枚， 换回古华邮数套，但余对此票所知仍不多也。” 　　这一小段遗作中所述经过，实乃集邮过程中有趣的掌故， 如许士所藏“桂”１元旧票日戳为１９２６年， 昔日惜邮君著文亦说１９２６年１０月有桂林日戳。 现《中华民国邮票目录》的发行日期亦定为１９２６年，恐与此有关。 　　乐君遗作，考了７个问题：一、加盖种类及版式；二、 加盖地点；三、发行时期；四、停售日期；五、发行种类；六、因何发行； 七、新旧票存世之推测。论述甚详，说明乐君不断探索， 由不知其由来到所知仍不多，进而著文考证实属可贵也。 ６７．百城凹版 　　香港被日军占领之后，中国邮票印刷的基地又少了个， 只好移到内地来印刷。福建南平的百城印务局机器设备有一定基础， 当地又盛产纸张，故被选为一个新的印票基地。南平百城印务局共印过两版邮票，１９４２年印的凹版， 也称百城第一版；１９４４年印的为凸版，亦称百城第二版。 百城版也有人称“南平版”。 　　中信版票是凸版印刷，最高面值为５元，按照防伪的原则， 高面值票应该在印版、刷色上讲究一些，如采用雕刻版和双色套印， 限于内地设备条件，只好单色凸版了。 　　百城凹版专印元数票，从４元到百元，图案仿港版中山像票， 与港版可称姐妹花。因采用雕刻版，质量比中信版高，由于条件限制， 一律都是单色印刷。当时在抗战大后方，除收集、研究中信版外， 百城版也是内地邮人主要的收集对象。收集百城凹版最大的兴趣是猎取不同的齿孔，有无齿、圆孔齿、 点线齿，还有两种不同齿型交叉出现的， 可说集中国邮票齿型之大成。欣赏齿孔、研究齿孔，百城凹版是最佳的选择。 面值 刷色 无齿　 圆孔齿 　点线齿 ４元 蓝 　○ ５元 灰紫 ○ 　　　○ １０元 棕 ○　 　　○　　　 ○ ２０元 绿 ○　　 　○ ２０元 红 ○ 　　　○ ３０元 紫 ○ 　　　○ ４０元 红 ○　　 　○ ５０元 蓝 ○ 　　　○ 　　　○ １００元 棕 ○ 　　○ 　　　　７枚　　 ９枚　　 ３枚 面值 刷色 无齿×点线齿 圆孔齿×点线齿 点线齿×圆孔齿 ５元 灰紫 　　　　　　　　　○ 　　　　　○ １０元 棕 　　　　　　　　　○ ５０元 蓝　　 ○ 　　　　　　１枚 　　　　２枚 　　　　　１枚 ６８．百城凸版 　　百城凸版是利用中信版原模印制的， 更是与中信版结成姐妹花了。但在花纹中加了Ｃ．Ａ．Ｐ等字每为暗记，一则与中信版区别， 二则亦能起防伪的作用。为什么百城在印凹版后又要再印凸版呢？ 主要原因是减少中信版邮票的远距离运输，在闽加印凸版，以供东南各省邮局出售。收集百城凹版是从齿孔上去猎趣， 那么收集百城凸版则可从纸质去考究。 　　百城凸版从面值看，除有１枚３角外，余均为元数票，计１元、 ２元（紫棕、蓝绿、蓝）、３元、４元、５元、６元、１０元、 ２０元、５０元、７０元及１００元。 齿孔变化只有２元（紫棕）有１枚无齿外，余均为圆孔齿，没点线齿，更没有齿型不同的交叉， 只有少数面值有齿度的变化，故在齿孔的表现上不太复杂。 　　如果说百城凹版以齿孔的复杂在邮学研究见长；那么， 百城凸版则以用纸的复杂性吸引邮人们去埋头研究。百城凸版的印模来自中信版，中信版用纸以土纸为主， 后期采用道林纸，亦有一定的复杂性， 而百城凸版则用宣纸与道林纸两大纸种，并以宣纸为主。所谓道林纸，是外文ｄｏｗｌｉｎｇ的音译，系高书刊用纸，正式名叫“胶版印刷纸”。纸质平滑洁白，组织均匀， 伸缩性小，经多色套版印刷，可得线条清晰的图片。 　　道林纸昔日多属进口，后来国产的也多起来， 故分西道林与中道林。集邮爱好者多利用视觉与触觉来区分不同的道林，如硬道林、软道林、光道林、白道林、厚道林、薄道林。具体到百城凸版分类，各家不同， 马任全的《中国邮票图鉴》分为次道林纸、白道林纸、网纹白道林纸、光白道林纸、白薄道林纸， 而人民邮电出版社《中华民国邮票目录》则分为仿宣纸、 国产道林纸、外国道林纸、网纹纸、带纹水印纸、砑光纸、印花纸。你有兴趣在纸质上去钻一钻牛角尖吗？ ６９．落花有主 　　号称世界孤品的红印花小字壹圆盖八卦戳旧票， 是一枚传奇式的珍品，是全世界邮人可望而不可及的罕贵之物。 　　这枚邮票的原主人是费拉尔氏，后给予僚婿雷奔氏， 雷氏保存此旧票达３０年之久。 中华邮票会会长周今觉先生数次过手终因高价未果。１９２７年雷奔曾在上海西人举办的邮展一露芳容， 展后为陈复祥氏购得，并售于袁寒云氏，集之仅年余已厌弃邮事， 让于西人布许氏。袁寒云１９３０年去世，是一位短命的集邮名家。 后布氏让于阮景光，不久阮氏经营商业失败，该票又重归布许，时为１９３１年。 稍后，布许又转售于旅法侨商烟台刘子惠氏，刘氏藏之达１３年， 至１９４４年７月始归上海马任全氏。 当时上海红印花专家王纪泽氏亦梦寐求之，当得知陈志川君已介绍给马老， 王纪泽先生只好大叹无缘了。 　　１９５６年，马氏将这枚八卦戳小壹圆旧票捐献给国家， 现藏中国邮票博物馆，落花有主，荣登“国宝”宝座，民间无缘了。 　　红色３分税票，为海关旧存之物，系供贴“派司”之用， 亦属税票之一种，因１８９６年大清正式成立国家邮政，又值废两改元， 乃将库存之小龙、万寿改值洋银后使用。又因开办邮汇业务， 需用元数票，乃启用红印花票同时加盖，计有８种：小字者暂作洋银２分、 ４分、当壹圆；大字者当１分、暂作洋银２分、４分、当壹圆、 当伍圆。其中小字当壹圆只印了一版５０枚，据传出售４０枚， 多为西籍职员所购，知为珍品，虽经历近百年，能考证存世者有３２枚， 尚有８枚身世飘泊。存世的小壹圆中，迄今只发现有１枚是旧票， 所盖为八卦戳，是实际贴用还是销印，众说不一，不论是信销还是请求销印， 都无损于其身价。 　　未加盖的３分红色税票的原票也是珍贵的集邮品， 过去与邮票一并展出。，近者税票已列入国际邮展， 似应在税票类展出为名正言顺。红印花原票，据云邮电部仍珍藏多枚， “文化大革命”中只留少量，余均加以销毁，未知确否。 ７０．天涯芳草 　　红印花小壹圆旧票，世人皆知只有１枚， 现作为“国宝”珍藏在中国邮票博物馆，可说落花有主。俗话说：“天涯何处无芳草。”在传说中还有两枚旧票： 　　其一，１９３２年“一二八”抗战发生时， 张赓伯先生时服务于哈尔滨市交通银行。一日哈埠老邮商耶路史味趣君以电话告之， 云有一华邮大珍品廉售，望及速来。张氏乃电话邀约赵敦甫君同去。 邮商出示的邮品，是红印花小字当壹圆与当伍圆倒盖各１枚， 合销八卦戳于一片牛皮纸上，索沪洋１２００元。张赵两君对此珍邮详加细察， 断为真品无疑。询其来源，据答系大黑河海关其西人所有， 因需款用托代售。按１２００元的售价不算高， 因袁寒云生前所购的当壹圆小字之价早为１０００元，现加２００元，可得当伍圆倒盖１枚。 由于张、赵两人无意购藏， 当时由赵君以快信将消息告之上海周今觉先生，一面请邮商保留两周，岂料去信上海无回音， 老邮商乃以保价信寄至香港某西人，售得１４００元，使珍邮流入外人之手， 惜者是“黄鹤一去不复回。” 　　其二，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１２日长沙大火， 刘畏三君于睡梦中子身仓皇出奔，沿公路而至粤汉铁路的大托铺车站， 在一何叟小饭店果腹，饭后见墙上挂一镜框，上贴邮票多枚， 多帆船１分票盖有吉黑邮区局名日戳，何叟服务邮局，每到一处即盖一戳以留纪念。 框中还有苏联及蟠龙票，其罕品国宝之红印花小壹圆旧票赫然夺目， 经详加审视，确非膺品，急问何叟此票来历，告之在吉黑邮政工作４０年， 这枚红印花壹圆票乃吉林邮商西籍邮员所赠，留作纪念。因车站铃响， 刘君只好匆匆告别。后１９４２年刘君再去大托铺重访旧庐， 已非原主，人去楼空，此票乃昙花一现，不知所终矣！ 　　上述两枚旧票，可说是经名家过目，自应信而有证， 可惜原物杳然，就连照片也未留下身影，时至今日，只当“天方夜谭”摆谈了。

７１．当字何意 　　“当”是一个常用的字，如当心、当今、当日、当年、当初、 当局、当面、当家、当时、当铺、当票、当然、当选、当街、当即等。 按《辞源》解释有：对等、相当；担当；承受；抵当、抵敌；遮蔽、 拦阻；值、遇到；应当；判断；适合、恰当；当作；抵押；本，同； 底等。当副词有则、是、为乃之意；当助词用有着之意； 象声词如丁当。抄了一段，是何目的？ 因为在红印花改作邮票上出现过“当”字。 　　众所周知，在邮票上加字改值后使用上常见的事， 这种加字可分为改值与改用两类。如大清邮政改值的有“暂作洋银×分”； 改用的有“欠资”票。 　　改值邮票是变更原来的面值，需用一定的文字来表达， 如“暂作”，说明由纹银暂作洋银，如３分银暂作２分，这是小龙、 万寿改值票上用的。为什么同期改值的红印花税票上除用“暂作洋银”外， 还用了“当”字，如当壹分、当壹圆、当伍圆。既有“暂作”， 何故又要采用“当”字。 　　收集研究红印花改值票的人很多，集邮界把它称之为“红学”。 它与研究、考证《红楼梦》之称“红学”，并驾齐驱， 可见研究红印花是多么重要呀！研究红印花的学者们，从发行历史、原票性质， 加盖版式与顺序，都说来如数家珍。 但为什么有４种（三种面值）用“当”字，而不一律用“暂作”？其中必有原因， 但却为研究“红学”的先生们所忽略。记得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 我曾写了一篇《“当”字小议》的文章，投寄无锡《邮友信箱》，似未引起共鸣。 大清加盖“暂作洋银”，适逢国家开办邮政，又值“废两改元”之故。 又因要开办汇兑业务，而小龙、万寿改值票最高面值为３角， 无法适应邮汇需要，乃利用海关库存未用的红色３分税票加盖两种元数票， 以供汇票上贴用。采用“当”字有担当、当作汇兑印纸的作用。 为什么已有“暂作洋银１分”，还要印“×圆”、“当×分”？ 主要是为收取汇费之用。在汇兑印纸未发行前多以普票代用。 ７２。黎明邮刊 　　《黎明邮刊》是贵州贵阳出现的第一份集邮小报， １９４３年３月１日创刊，暂定双月刊，虽然是８开１页， 照样办理了规定的手续，取得登记证警字９１５５号，挂号证黔邮２４１号， 可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了。 　　发行刊物的主人叫朱宝鉴，是一位土木工程师， 他在贵阳为人设计建筑工程，亦爱集邮，以业余的形式办了黎明邮票社， 并发行《黎明邮刊》。创刊号上有任善震的《邮人与邮商》一文， 他说：“邮人与邮商，关系至为密切，因邮商为邮人增加邮品之泉源， 如邮人得一忠实而可靠之邮商相往还，则其邮集之成功，必得事半功倍效也。 ”旨在斯言。第一期刊头为陈家骧所书，以后即用赵善长的题眉。 　　《黎明邮刊》原本由朱君自编自发，我只从中帮他拉些文稿。后因其老父生病，于１９４４年４月３日不治辞世，因之业务停顿， 《黎明邮刊》出版到第２期亦休刊，直至１９４４年７月才复刊， 并邀请我代为主编，每月一期， 出至第６期已是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１５日，因日寇由桂侵入黔省，俗称“黔南事变”，前方难民拥来， 后方商贾停业，《黎明邮刊》亦因之而夭折矣。 　　６期《黎明邮刊》虽乏大块文章，也有一些可读的邮文， 如陈学谆的《略论集邮》，万灿文的《我所见到的军邮加盖票》， 任善震的《我之华邮分类法》，端木的《版暗记之种类》， 徐光信的《我国国内邮资之改订》，汝纯的《限新省贴用票杂谈》，康的《吉黑斜剖票》，小敏的《背胶》，善长的《集邮要点》， 吴伟俊的《各区改值票发行日期一览表》，邑丹的《中信版与百城版之齿孔》、 《中国邮票图鉴全集读后、》《中信版之纸质》， 郭润康的《美国庆我“七七”五周年纪念邮票志》。所辟栏目有“邮票丛谈”、“邮国春秋”、 “南明邮室散记”、“黎明茶室”、“邮海文摘”等。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 我去都匀为贵州省药材公司举办的中药培训班上课，星期天去拜访熊炯元同志， 告之他在筑读小学时曾在街头叫卖过《黎明邮刊》，实一佳话也。 ７３．黎明主人 　　黎明邮票社的主人朱宝鉴先生是杭州人，与陈家骧是同乡， 经常过从。陈家骧爱人翟云秀是介绍我爱人的红娘，因之相识， 加上朱宝鉴父亲任贵州药品经理委员会主任，是当时管理药业的一个机构， 与我的职业有关，种种原因与朱君形成莫逆。他会操胡琴， 我也喜哼几句京戏，一有暇就吊上几段，他技术并不高明，我也是半吊子， 拉拉唱唱，生活乐趣耳。他有一位年青美丽的妻子，两个小孩， 一男一女，住在风景优美的水口寺望城坡，可说是一个幸福的家庭。 每个月我都得去他家中玩上一天，尝尝杭州的家乡肉。 　　他作为邮商，实乃逢场作戏，也可说是“以邮养邮”， 是一种业余性质，经常在《黎明邮刊》或《金竹邮刊》上登些让品目录， 大多皆中低档邮品，以函购为主的通讯交流。 　　朱宝鉴大学毕业，故谙英语，当时有大批美兵驻在贵阳， 其大本营设在科学路贵阳招待所内，我当时在新洲药房工作， 地处在科学路与醒狮路拐角的口儿上，离招待所二三百步之遥， 为美兵进出必经之地。有时朱君来我店中玩时，常将出让的邮票也进来参观或选购， 朱君乃借机与美兵交谈，并向他们索要信封，常常一次就得一捆， 我也分得不少，因之就收集到很多美国的邮票。 　　日军投降后，朱君即携眷回杭州原籍定居。 因黎明邮票社是借用我租的１３０号信箱为通讯地址，经常还有他的来信， 我就帮他转到杭州。解放且就中断了音讯。 １９８８年我去杭州参加全国中药炮制学术会议，曾到枸桔弄走访陈家骧君探问朱宝鉴夫妇近况， 告之他二人早在１０年前相继去世。人世沧桑，变化急遽。 记得他在１９４６年离筑时，曾经将一些带不走的用物，如水桶、铁箱、 坛罐等丢在我家，事隔５０年，目前尚好地保存一口铁皮箱，为我装邮品之用， 能防潮避湿，每一启用，睹物而思故人，不胜唏嘘。 ７４．允明先生 　　在集邮界提起郑汝纯先生，可说大名鼎鼎，无人不晓。 抗战时期，他在贵阳出任西南公路局局长之职，官名叫郑熙， 故全家居住贵阳。其胞弟允明先生却鲜为人知。 《黎明邮刊》上有一篇短文是介绍允明先生之事迹，题为《郑允明先生》， 作者“国华”是我临时用的笔名，还是其他邮友所投，不复记忆。因外间少传，特转录之： 　　“允明先生，为郑汝纯先生之令弟，新光老会员，专集国邮。 民国廿一年（１９３２年）曾参加西藏巡礼团，旅西藏拉萨二载， 习‘藏文’。搜集有关西藏政治、经济、宗教、风俗、历史等资料甚多， 兼集西藏邮票，成绩斐然。离藏至平（现北京），居北平图书馆， 拟以二年之力，成一研究整个西藏之专书，并另撰藏邮史一书。 稿未完篇，而‘七七’事起，著书之事为日人所悉，拟攫取西藏有关资料， 先以重金利诱无效，乃监视其行动，复以武力迫任为蒙藏处处长。 允明先生知不可为，以女友之助，化装出奔，经三次奋斗，始离北平， 步行二百里，登车转船，到沪时特务觅之甚急，未敢登岸， 匿煤箱转港，流为难民，时民国廿七年（１９３８年）也。迨后入内地， 于赴渝经筑时，不幸适逢廿八年‘二四’空袭之难竟以身殉， 而西藏宝贵史料及其邮集迄今仍存北平美大使馆，太平洋战争既起， 恐亦遭浩劫，斯人不寿，闻者悼之。” 　　这篇短短的小文， 是登在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１５日《黎明邮刊》１卷６期上，充分体现郑允明先生是一位爱国学者、爱国的集邮家， 在敌人面前不畏利诱，为屈高压，巍巍高风，令人敬仰。 他不怕生命危险，毅然只身逃离狼窟，颠沛辗转，到了大后方的贵阳， 准备去渝。郑允明先生以其丰富的学识，本可到内地从事多种有益的工作， 不幸在贵阳小住时与汝纯先生夫人及子女同罹日寇的轰炸而葬身火海， 悲哉，哀哉！同年２月３日我到贵阳，２月４日郑允明先生遇难， 相隔一日，未及晤面，惜哉！ ７５．震寰老人 　　黎震寰先生是我国集邮界杰出人物之一，一生著作丰硕， 如《近代中国邮票图鉴》、《近代中国邮票图鉴补刊》、 《中国邮票图鉴全集》，从这３本邮学著作，可以看出黎老治学谨严， 由“图鉴→补刊→全集”，倾注了巨大的心血，先后于１９４２年４月、 １０月及１９４４年１月在天津出版，不到两年连献３本。我虽身在内地， 当时这３本书都由上海钟笑炉先生邮惠于我，故能及时获得， 特别是《中国邮票图鉴全集》，我收到后通读一遍， 并写成了《中国邮票图鉴全集读后》。 我在题目上还特别标出：“甚冀该书不但为国人自编之第一部国邮全集，更期成一完善之本，使邮人咸受其赐。” 　　我与黎老虽互有所知，但并无鱼雁相通， 自从我写这篇“读后”感之后，《黎明邮刊》亦通过笑炉先生传到黎老案头， 于是形成了心心相印的神交。解放后我曾二度滞留津门， 一次是１９６３年奉贵阳市中医医院之派，医、药、护集体到天津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学习， 为期１个月。因住地在“中民饭店”，离医院甚远， 每天上下班要乘４次公共汽车，由于是跟班学习，从中药的管理、加工、炮制、调配、 煎药一整套都得亲历，因之学习是很累的， 星期天还要将一周的心得写成书面材料，以便返筑后汇报与传达，连我在天津的三位师兄都 无暇去找，一心扑在工作上，拜访邮人之事根本未入脑海。 　　７０年代，我去北京参加中药学术会议，回程车票有一天空隙， 我趁机再去天津会师兄胡忠濂及同行兼邮友吴宝泉，因我事前去信， 他俩联袂来车站迎接。在师兄家住了一夜，挑灯夜谈， 方悉另一师兄倪再兴业已去世，另一位师弟已离津不知去向。第二天匆匆赶回北京， 黎老处也未顾得及去拜访。 集邮联成立后书信来往较多但直到１９８８年庆祝大龙邮票发行１１０周年纪念会上，才有机会与黎老会面，欢聚一堂 ，快慰莫名。黎老善诗词，曾赐我一册他的诗选 集，我是门外汉， 就转赠湖南怀化金任艰先生，他们相互唱和， 引出两老的一段以诗会友的佳话。 ７６．万寿小刊 　　《万寿》１９４５年４月间在贵阳继《金竹邮刊》《黎明邮刊》之后又一邮刊，这是我主编的第３份邮刊，系个人自费办的。 每期也是８开小张，但折成８页的３２开小本本。这是一份不登广告的， 纯以提倡邮学为旨趣，集邮为主导的小邮刊。每月１期， 到８月出了５期，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七七”事变内迁人员大部分束装东返，加以印刷费用高涨，只好暂停。 此时我将情况告之上海钟笑炉先生，他回信说，上海印刷费还比较低廉，可以到上海来印。 因之我就将第６期稿件寄到上海，所以第６期就变成上海版， 篇幅也由３２开改为１６开，可以容纳更多的文章，时间已经是第二年的２月了。 由于邮人星散，稿源不继，只出１期。 　　《万寿》聘请了许多知名人士撰稿，如万灿文、吴凤岗、 郑汝纯、钟笑炉、许庆民、姚秋农、雷通明、吴楠选、严西峤、仲梓庭、 戴无涯等。 　　《万寿》的刊名，是一篆体字， 我请贵阳一位名医师孙孝宽先生写的，他留学日本，回国返桑梓服务。他虽不集邮， 但在东赢时知道有很多人收集邮票，他的同学中就有很多喜欢邮票的人。 因他常到我工作的药房来购药，故而熟悉，我就请他挥豪题写刊名，但未署名。 在这之前，我也请他为《金竹邮刊》题眉，他署名为“洛苑学人”， 用于３卷１１期，写得很有风格。 　　移到上海出版时，刊名即由笑炉先生书写，虽未署名， 一看就认出是钟老的手迹，见字如见人，是非常令人怀念的，他的墨宝， 留下了永志不忘的纪念。 　　《万寿》取名“万寿”，本有两义：一是提倡集邮能怡情、 养性，胸怀坦荡，可以长寿。前数年广州张文光兄来信， 告之欲组织一部长寿邮集，嘱我题词，我题了“长寿者集邮，集邮者长寿”寄去。 二是我国发行过万寿纪念邮票。但西峤先生指出，刊名“万寿”， 却未登过一篇“万寿票”文章，实在有些名实不符。 ７７．学术殿堂 　　世界上可供收藏之物，可说包罗万象，无奇不有。 常见的有邮票、税票、火花、粮票、门券、钱币、报纸、字画、烟标、酒标、 古玩、奇石、筷子、钟表、算盘、剪纸、书籍、徽章、砚墨、药方、 瓷器、银器、请柬、名片、珠宝、铜镜、化石、蝴蝶、印章、陶器、 贝类、纪念章、玩具、钥匙、鼻烟壶、磁卡、年历卡、剪报、导游图、 地图、衣扣、扇子、像章、古鞋、帐钩、鞋拔、碑帖、契约、家谱、 楹联、照片、磁带、奖券、唱片、扑克牌、手帕、汽车月票、挂历、 照相机、糖果纸等等，可说举不胜举。收集任何藏品，一是爱好， 二是欣赏，而且分类、考证、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但在形形色色的收藏中，能成一种学科的并不多。 　　“集邮”发轫于邮政，旨趣来源于娱乐，随着集邮活动的深入， 由收集欣赏进入研究，使集邮由单纯的猎奇心理、爱美天性、 收藏本能升华为考证、研究，乃逐渐形成了“邮学”。 《万寿》第３期刊有吴乃器（凤岗）先生的论文《邮学与集邮学》，对其进行分析， 很有指导意义： 　　“邮学者，集邮学之简称， 乃研究邮票以及其他邮品之搜集与考据也。此固集邮家所习知，然以我国集邮风气，尚不普遍， 往往有不知‘集邮’为何事者，若有简称‘邮学’则更易误会为邮驿之学矣。 间亦有人以集邮家搜求邮票之研究曰‘邮学’， 是否与邮驿之学混淆不清相询者，此种疑问，虽属缺乏深刻认识，但名词之不特醒目， 亦不无原因，假若选用‘集邮学’则较显明，多一‘集’字， 并不累赘。 　　邮政为企业机构，经营消息传递，材货流通，旅客运输等业务， 综合利用各种交通工具，自原始式之徒步运送， 以至最新式之航空邮递、气压邮递，包罗至为广泛，括有：运输、经济、会计、法律、 外交、联邮等专门学识，非一单纯之学术也。 故‘邮学’‘邮政’互异其义。‘集邮学’与‘邮政’更不相混。然耶？否耶？ 愿就正于读者。” 　　“邮学”习用多年，“集邮学”更为名正。 ７８．目则万君 　　在解放前的邮刊上， 常常可以见到邮文的署名“目则生万灿文”、“目则万灿文”，或干脆就是“目则生”３个字，“目则”何意？ 　　万灿文先生是云南蒙自人，“目则”或是蒙自的古称， 或是蒙自的谐 音，都 有可能。 　　学生时代， 万灿文肆业于山东曹州（今荷泽）山东省立第六中学高级部理科。１９２５年自曹州返故都后， 即与其四叔父住北京大学西斋。１９２７年考入北平大学法学院深造。 毕业后不愿担任粉笔生涯，受张包子俊先生之邀，到了杭州，在清泰旅馆担任账房， 并兼《新光邮票杂志》编务，故有一段时期，新光会刊为万君主编。 　　万君集邮当在入大学之前， １９２６年施秉章君在北平成立“北京邮票交换会”，出版会志，并于每星期天到东单青年会举行例会， 交换邮票，对于新进之人更谆谆加以指导。 是年夏万君偕肖伯青前往东安市场选购西邮，在邮商张月庭小邮摊上睹及会志创刊号， 购回读之，方悉集邮一途，尚有此法可以沟通中外集邮界。 于是联袂前往要求加入该会，受到施君欢迎。除参观其宝藏外， 举凡一切集邮用具与邮票年鉴皆系首次接触，大开眼界，归后即学写英文信， 分向美法订购司各脱与香槟年鉴， 向上海伊文思购集邮工具及商务印书馆代订美国集邮杂志。自兹以后，每周均前往参加例会， 因之万君之集邮始得其门而入，则施君之功实不可没，可见集邮非常需要引路人。 　　在杭约两年，倦勤而返滇执教，后又入蒙自邮局工作。 他在生前写了大量的邮学著作，散见各地邮刊，尤以《金竹邮刊》为多。 抗战时期并担任新西Ｋｉｗｉ邮票交换会中国代理人。 　　万灿文先生是我国老一代有成就的集邮家、新光邮票会理事、 甲戌邮票会云南通讯处主任，对我国的集邮事业建立过不少汗马功劳。 可惜目前出版的“集邮辞书”人物篇中均榜上无名。张包老生前说， 我国有许多邮友生前做了有益于集邮的许多工作，现下被人遗忘， 实为一件憾事。 ７９。邮识副刊 　　自从《金竹邮刊》、《黎明邮刊》、《万寿》相继停刊后， 在贵阳的集邮刊物已成空白。为了给集邮爱好者提供精神食粮， 乃托人商请贵阳的《中央日报》，利用第四版的副刊地位，每月发稿一期， 由我负责供稿，取名《邮识》。 　　现介绍其发刊词： 　　“集邮为高尚娱乐，乃世所公认， 为特可以借方寸之纸增进历史、文物、经济诸知识，抑足以养成储蓄、勤俭诸美德， 且对于国家财政收入，亦可在量增加，社会不良风气之转移，裨益尤甚。 我国发行邮票，虽已有７０年之历史，而国人知集邮者仅四五十年， 由于邮识之闭塞，致不少奇珍罕品，非大量外溢，即消灭于无形， 关于集邮刊物，亦如凤毛麟角，故良好之集邮习尚，未能普遍发展。 　　民初沪上有神州邮刊发行，民十二今觉创中华邮会， 发行《邮乘》《邮典》《邮讯》以后，继起者为杭垣之新光，厥后汴之甲戌， 津之天津，苏之大华等邮会相继成立，均各刊行集邮杂志， 借以联系研讨于是集邮之风大开。‘七七’事变，后方崛起之邮会如雨后春笋， 分布各大都市，对邮风之倡导，更益形澎湃矣。 　　贵州邮政之开办，于国内诸省较后，而集邮风尚之感染， 尤不过２０年，初时集邮同好，寥寥无几，民十八之后， 本市《民众日报》同仁曾组繁星邮社，力事鼓吹，惟当时交通梗阻，邮人力量微薄， 虽不无拓荒之功，而成熟究属有限。抗战军兴，贵阳变为后方重镇， 邮人内聚者日多，三十一年秋，爰有金竹邮票之组织， 发行《金竹邮刊》，厥后有《黎明邮刊》及《万寿邮刊》出现山城， 对我黔邮学之发扬，有极大之贡献。惜年来经济动荡不安， 我黔邮人视为精神粮食之各种邮刊，均无以为继，良用婉惜，长此以往，则邮地荒草蔓生， 影响甚巨，为倡导集邮，增进知识计，乃有《邮识》之刊行， 借以取观摩研讨之效焉。” 　　这篇“发刊词”对我国及贵州的集邮活动做了一下简要的概说， 不无参考之处。 ８０．七期邮识 　　《邮识》于１９４９年２月１６日在贵阳《中央日报》上出现后，从２至１０月共出７期，原定每月一期，由于当时征稿较为困难， 故少了两期。《中央日报》为对开一张四版，《邮识》占半版， 有时稿挤，还不足半版。相约由我组稿，报社不发稿费，也不收版面费， 每期为我另印单页百余份，作为赠送本市及外地邮友用。 　　邮识作为副刊在报纸上出现，印量比单独发行大得多， 辐射面也更广，但进入集邮爱好者手中的并不多， 借此机会介绍一下刊出内容。《邮政法诠讨》是孙君毅先生的作品，他是学法律的， 诠释以法为准绳，很有参考意义。我事前写信给孙老，他欣然同意转载。 《变造邮票漫谈》是因于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６日南门邮局发现改作１元的变造票有感而发的。《抗战时期的纪念邮戳》一文， 内容从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１９４５年９月９日８年中的各种纪念邮戳， 虽不能说网罗无贵，亦可大致齐全，可惜限于条件，没有刊出戳样。 《漫话邮资机》介绍了邮资机的发明， 最初于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１０日在美国使用， 解放前的１９４９年３月２０日贵阳中华南路邮局进了一架邮资机，首日启用，集邮者纷纷前往销盖或实寄。 《单位邮票问世》介绍了单位邮票发行的原因及发行的品种。 《我国国内航空邮资之变迁》详细叙述了从１９２１～１９４９年中３２次的调整情况， 《现行地方加盖票总述》是傅荣森同志的力作，他在贵阳市邮政局工作， 掌握资料较为详细，分别介绍了湖南、广西、陕西、云南、新疆、 江西、福建、青岛、广东、西川、 东川等省区总局以银元为单位的加盖票。人物方面有“邮票发明人──罗兰希尔”， 列国志有“邮国──圣马力诺”。 　　抗战时期，贵阳的《金竹邮刊》、《黎明邮刊》、 《万寿》均相继停刊，出现了“断粮”现象，《邮识》的编印， 填补了这一时期邮刊的空白。由于是报纸的副刊，保管者甚少。我原存者亦缺第６期， 可见资料收集之难也。

８１．免片三打 　　西湖博览会是解放的一次大型文化与商业的活动， 与现在各地的“文艺搭台，经贸唱戏”是异曲同工。 西湖博览会是由当时浙江省省长张静江发起主办的，目的是奖励实业，振兴国产。 １９２９年６月６日（一说１１日）开幕，１０月１０日闭幕，历时４个月， 盛况空前。 　　西湖博览会规模较大，设有革命纪念馆、教育馆、博物馆、 艺术馆、卫生馆、农业馆、丝绸馆及工业馆共８个。 为了扩大西湖博览会的影响，由主席张静江致函交通部部长王伯群， 请允准制售免资美术明信片１００万张，当蒙交通部函复，同意免贴邮票寄递， 但规定只能在博览会内所设的临时邮局加盖纪念邮戳后投递国内各地为限， 会外投邮不得享受免费权利。 　　这是我国第一套免资的图画明信片，全套３６枚， 以１２枚为一打，合为三打， 零售每片３分，每打４角（可能有封套）。 片的正面印有“此片在会场邮局发寄国内免贴邮票”。 从实寄片上可见盖有“西湖博览会”字样的方形纪念邮戳， 日期可以置换。 　　这套美术明信片共有３６种图案，计１．西湖博览会会徽；２． 大门外景；３． 大门内景；４．大门夜景；５．船埠夜景；６． 博览会主席行启门礼；７．行启门礼国府代表；８．铁路陈列厅；９． 特种陈列厅大门夜景；１０．陈列厅之一部； １１．陈列厅远望； １２．跑驴场牌楼夜景；１３．跑驴场全部；１４．总办公处；１５． 工业馆鸟瞰；１６．工业馆大门；１７．交通部临时电信厅；１８． 电影场门面；１９．大礼堂；２０．大桥；２１． 大礼堂及丝绸馆远望；２２．丝绸馆大门；２３．丝绸馆陈列内景一部；２４． 博物馆矿产部；２５． 革命纪念馆总理纪念厅；２６．艺术馆陈列内景一部； ２７．农业馆之一部；２８．农业馆陈列室内景一部；２９． 教育馆大门㈠；３０．教育馆大门㈡ ； ３１．卫生馆门口；３２．会场之一角；３３．会场全景之一；３４．跳舞所内景；３５．问讯处； ３６．宝石山远望会场一部夜景。目前时兴集免资片， 别忘了免片的老祖宗，得有一枚为龙头。 ８２．四大改值 　　在抗战大后方，曾一度掀起收集四大改值票的热潮。 中华邮政总局，鉴于邮政亏损太大， 决定从１９４２年１月１日起实行战时附加，在国内平信资费１６分的基础上，附加１元，变为１１６分， 因之有“国内平信附加已付”票的加盖。 由于未被批准而停止实施， 改为从１９４２年１２月１日起邮资增为５角。 ５角面值的邮票用量突然大增，乃将中信版１６分票加盖“改作伍角”后使用。 又原已加盖好的“附加已付”票已成废物，乃步“改作伍角”的后尘， 亦用以加盖“伍角”字样，并用线条划去两行的文字， 故称“划线伍角” （也有人称“涂改五角”）。因邮资普遍调整， 各地邮管局所存畸零面值亦不适应贴用，如１３分、１６分（不含中信版）、１７分、２１分、 ２８分。 不论何种印版、何种纸质，一律“改作贰角”后使用。 这是邮资从１６分→１１６→分→５０分的变化中所产生的连锁反应， 号称“四大改值”票， 合计起来有１２６种正票。 　　兹将四大改值票分布地区列表如下： 东川（渝）　附加　　伍角　　划线　　　贰角 西川（蓉）　附加　　伍角　　划线　　　贰角 云南（滇） 　附加　　　　　　划线　　　贰角 贵州（黔）　附加　　伍角　　划线　　　 贰角 湖南（湘）　附加　　伍角　　划线　　　贰角 湖北（鄂）　附加　　　　　　划线　　　 贰角 广西（桂）　附加　　伍角　　划线　　　贰角 广东（粤）　附加　 　伍角　　划线　　　贰角 福建（闽） 　附加　　　　　　划线　　　贰角 浙江（浙）　　　　　伍角 江西（赣）　 附加 　　　　　划线　　　贰角 安徽（皖）　 附加 　　　　　划线 河南（豫） 　附加 　伍角　　划线　　　贰角 陕西（陕）　 附加 　伍角　　划线　　　贰角 甘肃（甘）　 附加　　　　　 划线　　　贰角 总局 　　　　　　　 伍角 地区数 　　　１４ 　１０ 　　１４ 　１３ 票种数 　　　１４　 １１ 　　１８ 　８３ 附注：甘三种包括青宁；闽贰角包含浙江。 ８３．改作贰角 　　１９４２年１２月１日国内平信邮资改为伍角， 这是在国内平信附加１元流产后制定的， 所以出现了“改作伍角”和“涂改伍角”的加盖票，都是利用中信版１６分票加盖的。 但当时各地邮局还存有许多畸零面值的邮票，如： １３分：京版烈士、港版烈士（有、无水印）； １６分：港版中华； １７分：港版烈士（有、无水印）、纽约版； ２１分：港版烈士（有、无水印）； ２８分：港版烈士（有、无水印）。 　　这５种面值的邮票，在邮资调后都已失去，贴信作用， 为了扫清库存，故一律改作贰角后使用。奉令加盖“改作贰角”的邮区有： 河南 ５月 　　　　７种 黑色加盖 西川 ５月 　　　　７种 黑色加盖 福建 ６月５日　　 ３种 红字（含浙江） 江西 ８月 　　　　９种 红色加盖 广西 ９月 　　　　９种 红色加盖 湖南 ９月 　　　　９种 红字７种 黑字２种 云南 ９月２３日　　５种 黑字加盖 东川 １０月 　　　３种 红字加盖 广东 １０月 　　　８种 红字加盖 甘肃 １０月１０日　７种 黑字（包括宁青） 贵州 １０月２７日　 ８种 红字加盖 陕西 １２月 　　　４种 黑字加盖 湖北 １２月３０日 ４种 红字加盖 　　共有１３个邮区加盖，实际为１６个，因有的是联合加盖。 总枚数为８３枚，如果加上颜色深浅、间距宽窄、字体长短等就更多了。 若收集种种变体则更是五花八门了。“改作贰角”加盖不是如一般的为了急需，而是化无用为有用。 由于原面值虽只有５种，区别版别和纸质（有水印纸、 无水印纸）就有１１种之多。又因各地库存的邮票多少不一， 因之发行的数量也悬殊很大。“改作贰角”票在１３个邮区加盖，１６个邮区出售， 枚数有８３枚，是四大改值票种类最多的，是组织邮集的好题材。 ８４．湖南珍品 　　各地“改作贰角”票相继出笼后，引起各地邮人的极度关注， 相互传递信息，内地邮刊争相报导，广泛进行交流和交换。 　　在全部８３枚的“改作贰角”票中， 最珍贵的一枚是湖南省加盖的北京烈士１３分，数量最少。 当时主持湖南改作贰角加盖工作的负责人收林成勋。因在清理库存中（也有县区邮局上缴的）， 有很多零散票，为了方便加盖， 就将这些零散票用纸拼成２００枚的大版付印。拼贴散票中以京版烈士１３分枚数最少， 开始传来的信息仅９１枚，全部为当地邮友的所购存。湘黔为近邻， 故能在邮友的帮助下购得８枚的全套，贵阳的许庆民、 任善震也都即时获得。 　　１９４４年冬， 日本侵略军垂死挣扎，向湘桂进犯， 直至进逼黔南─── 独山，大批难民纷纷来黔，由于天寒地冻，后有追兵， 沿途土匪横行， 冻死、饿死、杀死，伤亡很大， 历史上称为“黔南事变”。一日，有湖南过境的邮友来到五洲药房找我， 持有湘盖改作贰角票的京烈一方连求售， 因其索价大高，没有购成。 从此之后就没有再见过这种方连珍邮了。集邮者总希望获得一些珍贵邮品， 但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 所以集邮能否拥有高层次的邮集， 机会是很重要的条件。有机会如果没有财力为后盾，也只能望“珍”兴叹。 假如经济宽裕， 如果缺乏决断，也会失之交臂，遗憾终生。 　　湘省京烈改贰角票， 最初获得消息是９１枚， 可能又在拼贴中发现２０枚，故正确数为１１１枚。无论是９１枚还是１１１枚， 数量都是很少。 红印花小壹圆外流４０枚， 纽约中心倒印与宫门中心倒印出售数各为５０枚。当然，湘省京烈改贰角不能与上述三票相抗衡， 但这个四方连对我来说是一个机遇，由于索价较昂，加上兵荒马乱， 也无暇去通知其他邮友来欣赏洽购，因之这一个四方连像天涯一样， 离开了贵阳远走高飞了。用京烈１３分为载体的除湘省外，还有蓉、 鄂、桂、粤、赣、陕、甘等共８个邮区。 ８５．初集区票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是一部可歌可泣、气壮河山、 震惊寰宇的壮烈史诗。每逢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之日， 就会想起我收集《抗战军人》邮票这一难忘的事。大约在１９４２－１９４３年之间， 忽接遵义团溪张云涛来信， 寄来晋察冀边区邮政发行的《抗战军人》纪念邮票出让。收到后精神为之一振，从邮票图案看，大型，设计大方； 从意义看，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坚定决心。虽对此票真伪莫辨， 鉴于来自老解放区的邮品弥觉可贵，索价虽高昂一些， 也感到的“区票”，异常高兴，故每逢有邮友来访，我均出示他们共同欣赏， 有的赞美，有的怀疑，更有人警告我， 你收集共产党邮票不怕私通“异党”（当时国民党表面搞国共合作，共同抗日， 实际是在处心积虑要消灭共产党， 为掩人耳目，采用“异党”来指共产党）之嫌吗？ 看来集邮也有政治风险，但我认为“集邮无罪”，也就泰然处之。 不久消息传来，张云涛果然受到当地警察局的传讯盘问。此票我珍藏１０来年，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北京商业部的邹毅同志出差来贵阳， 到舍下过访，并参观了我的邮集，对《抗战军人》票及另一枚全日徽票， 表示十分向往，我立即从邮册中取下相赠，虽然是第一次见面， 交谈之下，他与很多邮友相熟，这些提到名字的人我也多有来往， 这可说是“以邮会友”中的一件快乐之事。进入９０年代， 在京参加鼓楼集邮研究会活动时，不期再遇，大家都垂垂老矣。 　　 解放前在国统区收集“区票”有风险，是意料中事， 当时有人携带一本《马氏文通》（语法书）就被当共产党抓了起来。 不料在“文化大革命”中集邮的风险更大，把邮票看成是封资修，在打、 抄中遭到毁灭。我还是坚持“集邮无罪”的信念， 除自动将蒋介石像邮票扫数上缴组织处理外，其他没有销毁一枚。现在回想起来， 能顶住“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不怕风险，将邮票， 特别是几箱的集邮资料保存下来，可说是一件幸事，为集邮界立了一功。 ８６．拼音文字 　　在解放战争时期，南北通邮一度受阻，后来可以互通。 我第一次收到解放区来的信，上面贴的是苏中区耕牛图邮票。 过去的中国是“以农立国”，故帆船版邮票有“农获图”。而牛是拓荒的先锋， 当它进入耕田的领域后，人类才摆脱“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 归俗立春前一日有“迎春牛”“送春牛”“舞春牛”以预祝丰年， 可见牛是人类的朋友。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中国邮票上有“牛”的光辉形象， 格外感到亲切，喜欢。 　　更令人一新耳目的是邮票面值１角， 用“１０ＦＥＮ”（分）表达， 还印有一行“苏中”的拼音的文字“ＳＨＵＺＨＵＮＧ”， 这种新文字，深深印入我的脑海。 　　 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期，随着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出现， 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 同时在文字的改革上也出现了“拉丁化新文字”，简称“新文字”， 即采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汉语的新文字。 它产生于１９３１年９月在海参崴举行的“中国新文字第一欠代表大会”， 通过了《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 １９３３年后国内各地纷纷成立不少团体， 进行研究、推广。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７日， 陕甘宁边区也成立“新文字协会”， 毛泽东担任名誉主席， 并在各解放区开展中国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解放前上海、广州就出版过用新文字编写的杂志， 这项宣传一直持续到１９５５年。 　　１９４１年新四军也成立了“新文字研究会”， 为利用邮票宣传新文字提供条件， 故在“区票”还可以见到ＸＵＡＩ－ＮＡＮ（淮南）、ＪＡＮ ＦＵＫＹ（盐阜区）、ＪＡＮ ＦＵ（盐阜）、 ＬＵＳＩ（路西）等拼音地名，还有Ｋ．Ａ．的略写，都值得邮人研究、 认识。 　　 １９５６年２月，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了最初的《汉语拼音方案》，在全国推广拼音文字。 　　 在华中区票上采用新文字与老一辈革命家瞿秋白、吴玉章、 林伯渠等人的极力倡导有关。 ８７．代售区票 　　 “区票”发行的历史如从１９３０年的苏维埃邮政开始， 也不算短。当时在老区除少数有识之士注意外，直到日本投降后， 南北交通畅通，收集“区票”的人逐渐增多。 １９４６年创刊的《近代邮刊》，从第１期开始就介绍了“区票”的信息，以后陆续发布， 为有志于收集“区票”者提供可贵的资料。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从东北、 北京、天津有不少邮友纷纷寄来“区票”托我代售，少者５－１０套， 多者数１０套，我当时已由五洲药房转入新洲药房工作， 地处中华南路醒狮路口，由于地处拐角处，来往过路的人较多， 我就利用宣传药品橱窗的一角， 每收到一种区票，乃取出一套装入镜框展出， 并标出售价，以便过路邮人看见， 可以选购。我是按邮友寄来的原价代销， 并本着“先邮人之乐而乐”的精神，没有自留一手， 销不完的我才包下来。经手的“区票”不少，集藏的成绩并不佳，可说是过路财神。 　　收集“区票”的高潮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解放早的地区步伐快一些，如上海《近代邮刊》４卷６期起（１９４９．６。３０）， 更能对“区票”作有系统的报导，且有长篇的研究文章， 为收集“区票”起到提倡、推动、鼓动的作用。这一段时期来信中除有托售外， 则以交换为多。 　　我前后两次代售的各种“区票”，品种、数量都甚多， 可惜当时对于票名、售价、来源都没有做记录，是一件遗憾的事。 　　我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开始接触到“区票”，并略有收集。 抗日战争胜利后北方寄来托售，数量少的，好销的都脱手了， 只有销不完的我亦不退，全部留下，以免托者失望，但品种就少了。建国初期， 仍有人寄来托售，这时西南区的“区票”已有发行， 故以交换为主了，当时我还注意收集一些地方加盖票。总的来说，前前后后， 所藏并不丰实，但受到识多见广的好处， １９７５年我又随同其他邮品送人了。故从收藏看我成绩平平，但一想起我代售“区票”的服务， 虽为人作嫁衣裳，但亦感到能弥补自集之不足。 ８８．黔区加字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日， 解放后的贵州邮政管理局发行了一套加字改值邮票，其上用了“黔区”两字，较为特殊。 “区”字可能有两种含义，一指“贵州邮区”，二指“贵州解放区”。 　　“黔”字本意为“黑”，在辞书上没有其他含义， 只有作姓或贵州省的简称，才出现第二种用法。贵州为什么叫“黔”， 考证起来非常复杂，在历史上今湖北西南部，四川东南部，贵州北部， 湖南西北部，均为唐代的“黔中道”所辖。今人考证， 大约有３种来源：一是贵州奉祀黑神，各地建有黑神庙；二是沿袭“黔中”而得名； 三是境内有“黔江”（即乌江）而名。这是闲话。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１３日， 人民解放军已进入贵阳郊区图云关一带，贵阳市国民党党政军警，均已纷纷逃离。 群众自发出来维持秩序，重大厂矿设施，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组织工人起来护厂护矿。 １５日，解放军举行入城式，受到沿途群众的热烈欢迎， 故定１１月１５日为解放贵州的纪念日。 　　解放后百废待兴，至１１月２３日才开始接管邮管局， 对外营业于１２月１日正式全面恢复。为了适应邮政需要， 加盖了一套“黔区”改值邮票出售。计： ２０元／　华南版邮资２分　　桔黄 　４６０００枚 ５０元／　华南版邮资４分　　蓝绿 １５００００枚 １００元／大东飞雁图１元　　桔黄 ３０００００枚 ４００元／大东飞雁图５元　　洋红 １０００００枚 ２０００元／大东飞雁图１０元蓝绿 　　４０００枚 　　由文汇印刷所承印，全版２００枚，五号楷字黑色加盖， 共用一个印版，只是更动各枚的中文及阿拉伯数字，如遇票幅宽狭不同时， 亦只在字钉行间中加宽或缩短。 加盖的顺序１００元（平信）、４００元（本市平信）、２０元（印刷品）、２０００元（车票、 包裹用）。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曾有北京新版元数票加印“黔”发行， 今又有“黔区”改值，巧合巧合。 ８９．一枚疑票 　　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１５日是贵阳解放一周年纪念日。 贵州省邮电管理局特于当日举行“庆祝贵阳解放周年纪念邮展”。 会上展出不少解放区邮票，有邮局的，有向集邮者征集的。 在加盖“黔区”改值邮票框中，还附有一个横双连非正式发行的改值１００元票， 原票不是飞雁图１元基数票，而是１９４９年上海大东版５００元金圆票。 展览结束后我就将它要来作为资料收藏。 　　“区票”改值票于１１月下旬付印，１２月１日首日发行， 全套５枚的载体，都是基数票（以银元为准）， 而这一枚的载体是金圆票。发行后数日，大洼邮局收发组同志在销印时， 发现有一封信上贴的１００元异样，乃立即向上反映， 经观察证明不是邮局窗口出售的于是派人去承印单位追查，查明是该票一版２００枚收缴回局， 但边上已撕去一条。 　　１９８３年着手编印“区票”目录时， 借用浙江俞炳森同志到京，协助整理编辑工作。 俞君曾多次来信询问有关贵阳的黔区加盖票及贵州地方加盖发行情况， 因之也同时提供这枚非正式发行的１００元加盖票。故在“区票目录征求意见稿”中,在贵阳加盖改值邮票项目后,有一段小〖注〗：“黑字１００元加盖时，有印刷工人私盖于中华邮政上海大东四版中山像邮票（原１５）一种，后经发觉，没收销毁。 ”但在正式出版的《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邮票目录》上却未提及此事。征求稿曾被某地邮协翻印，俗称“西目”， 不知是否保留这段小注。 　　这枚未正式发行的票，其来龙去脉，由于时间久， 详细情况难以考证，我虽走访过印刷所的少东，亦未得要领。 贵阳邮友曾交换过意见，一说是邮局试印，因大东版质地较好吸墨性能差， 试印效果不佳未采用；一说是印刷所工人私印的。 如果是前者（为何邮局不回收）则属“试模样票”；后者（一个普通工人不可能存有全版邮票， 且未居奇高价出售）为“官版私盖”票，如何定论，尚是疑案一桩。 ９０．木戳邮票 　　贵州盘县于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２０日解放，盘县邮局于１９５０年１月２７日为了适应解放后通邮需要，发行了一枚木戳暂代邮票。 横长方形，木质，刻有边框，宽４２ｍｍ，２８ｍｍ， 框内横列两行，上为“盘县邮局”，下为“人民币伍百元”， 票的右上角盖有局长张国栋的篆体私章。它不是直接盖在信封上（俗称“木戳代邮”）， 而是红色盖印在旧中华邮政的中英文并列的挂号收据背面， 然后再贴在封上，故称“木戳邮票”。 我保存的一枚盖有“五Ｏ年一月廿七日”日戳票。 这种票于１月２７日用至３０日，只有４天而已。 盘县木戳邮票我一直珍藏到１９７５年才随其他邮票送给任尔勤同志。 　　１９８１年初，《集邮》杂志编辑部忽然来信， 需借“盘县邮局木戳邮票”，因此票我已赠于任君， 而他因参加第一届广州春节邮展，将该票寄穗，一直等展览结束才寄给《集邮》杂志社。 原来是俞炳森有一稿投《集邮》月刊，需要插图之用。 后该文刊于１９８１年第４期《集邮》１２页上，题为《盘县邮局木戳邮票》， 这是该票第一次在刊物上露面。 　　１９８８年６月第１版《区票目录》２２９页的《盘县临时邮票》插图亦用之。１９９１年２第２期《贵州画报》， 由余未人著文， 该报摄影记者彭匡前来采访拍照，以《遨游方寸六十年》为题， 对我进行介绍，在插图上也刊用了它，因放大尺寸，图案效果较好， 这是４０多年来此票的倩影在集邮刊物、画报、区票目录上披露的情况。 　　１９８３年１１月在京举办的中华全国集邮展览会上，曾以贵阳集邮研究会名义组织一部《解放初期地方加盖邮票》邮集， 作为团体类展出，其中包括《盘县木戳邮票》珍品， 却巧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珍贵的红印花邮票》并列一框，可说牡丹绿叶，交相辉映。 １９８５年１０月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邮票展览上， 盘县木戳邮票再次与邮人第３次见面。这枚貌不惊人的邮票， 直至目前尚未见他人收藏的报导。